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在京鲁等地隆重举办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暨2007年（山东）中华民族特色产品·民俗文化博览会。将在今年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在北京、山东两地举办。本届民族文化节将在“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主题的指导下，     

泥土的精灵

宁夏隆德县温堡乡杨氏泥塑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问的民间宗教泥雕，经过170多年传承和发展，杨氏泥塑大胆借鉴和吸收年画、木雕、皮影等民间艺术精髓，取材于民俗风情、山水野趣、神话传说等，作品形态质朴逼真、造型生动活泼，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杨氏泥塑也因此被誉为“立体的年画”。2007年，杨氏泥塑第四代传人杨栖鹤老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氏家族泥塑艺术也被批准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在京隆重举行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在北京隆重举行。     

同根共祖说非遗--＂保护·传承·弘扬--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纪略

2012年2月6日至12日，“保护·传承·弘扬——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及台湾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活动，作为第二届“守望精神家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的压轴大戏，在宝岛举行。     

“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让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变得十分有必要。“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借助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对其的保护与利用。而通过产业化模式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发展，就成了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本文阐述了在产业化视角下浦城剪纸与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的发展动态，而后提出了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印度掠影：走近莫臥儿帝国的伟大遗产

2006年，我有幸在印度参观了仰慕已久的莫臥儿帝国时期的几处文化遗产。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印度”这个名字来源于梵文（“唯有真理得胜”），得名于印度河。印度也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拥有11亿人口及上百种语言。莫臥儿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三帝国。在这一时期，莫臥儿帝国为世界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湖南：“非遗”保护追在眉睫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完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对称的概念而提出的。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活态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选择事件史循证研究

自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文化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态遗产处”以来,“活态遗产”这一术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文化治理领域。文章以这一具有风向标意涵的重要事件作为历时性观察的坐标原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循证研究法系统梳理和分析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引入和使用高度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活态遗产”术语来自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在“活态遗产”的概念化发展和政策化使用上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学理基础以及相似的关注点转向,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与任务密切相关,可谓殊途同归。在国际层面,将“活态遗产”术语引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进程,有利于提升包括缔约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认知,打破“物质”和“非物质”二分法,促进不同公约的协合增效,从而加强对各类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在国家层面,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活态遗产”这一术语的强化使用及其政策语境,有助于推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对全面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未来...     

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在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文化也在进一步融合，为促进文化发展与建设，全世界刮起了一股“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数字化时代下，包含我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各项事业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切实落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细节，本文将立足数字化时代背景，重点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个话题展开科学的论述与说明。     

“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潮汕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研究

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是为了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真正实现“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潮汕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极具地方特色,积极推动潮汕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是强化潮汕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的重要举措。在“一带一路”视阈下,从潮汕文化遗产及其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出发,言明了潮汕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的不足之处,旨在讨论如何做好潮汕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并提出建议。     

从共有到共享：“一带一路”视域中的跨境文化遗产研究

跨境文化遗产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基于共有、共建与共享的人类文化体系,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制度环境中,跨境文化遗产可以帮助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营造跨境伙伴关系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而遗产的跨境维度可以为更广泛的文化合作框架提供一个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理解的“第三空间”,从而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话与合作。以跨境合作的视角探讨当前国内外跨境文化遗产的现状及跨境申遗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分析未来跨境文化遗产的走向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相互关系。     

“台州非遗”文化资源整合视域下的茶具设计研究

目的 基于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创新性转化，研究地域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创新思路。基于“从遗产到资源”的视角，以“文化资源整合”为切入点，架构“台州非遗”文化资源整合视域下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理念模型，并运用于“和合礼茶”主题茶具产品的创新设计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茶具创新设计的耦合，不只是传统元素的移植和嫁接，而是立足于演化之后的创生：“共生同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后是“同质异构”的地域文化基因。通过对“台州非遗”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核的深入剖析和凝练，支撑了我们在茶具设计过程中对台州“和合文化、山海文化”符号的重构、转换和意象化表达。     

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价值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个人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的,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从“文化资本”这个角度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日本文化遗产体系(上)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孕育了众多世代传承、守护至今的文化遗产,日语把这些文化遗产称为“文化财”.本文将在对有关概念进行解释的基础上,综合介绍日本文化遗产体系的概况.     

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展在京举办

6月14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承办，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等单位协办的“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展”在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通过“美丽记忆”、“山崩地裂”、“托起明天”三部分，展出羌族生产生活用具和服饰等方面的实物100余件、     

“免费景点”拒绝免费得不偿失

6月14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政府部门公布了一批河南省内当天免费开放的景点。其中有新密皇帝宫。但当天，它却未能对游客免费开放，新密黄帝宫称他们是“以风暴为主而不是文物为主”，拒绝免费开放。     

基于文化遗产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内涵界定及其评论

基于文化遗产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实质上说，“土司制度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其认知基础，这是中国土司文化历史存在的史学学术根基，不容漠视；而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阐释，正是我们现在探讨土司文化定义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以狭义土司制度文化为其历史文化的本体属性，同时纳入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学阐释，应该是广义土司文化定义的价值取向。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羌年实践为例

羌年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12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先后参与考察了邛崃油榨乡直台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阿尔村白家夺寨三地“羌年”的节日活动。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并运用辨证的方法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事实表明,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导引》

“清单编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各缔约国规定的义务,也是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实施《公约》的基线行动。自2005年3月在巴黎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专家会议”以来,《公约》秘书处多管齐下,从组织区域或次区域研讨会到举办“培训师培训”工作坊,从开展试点项目到推荐示范性个案,积极探索国家层面和学科间不同的清单编制方法和方案。与此同时,相关缔约国也在清单编制及其体系化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地案例和操作经验,包括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遵循《公约》精神——“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2011年1月,秘书处为推进“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建立了《公约》培训师网络,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清单编制》^[1]小手册在内的“《公约》工具包”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在线发布。2015年11月,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要求,秘书处开始着手为各缔约国实施《公约》编写专门针对清单编制的原则性说明文件。2017年10月,基于实施《公约》的前十年积累的经验、案例乃至问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