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文化书写形态。通过解读四类实验文本(对话文本、话语文本、合作文本、超现实文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两个传统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首先,作者“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其次,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     

云海上的艺术之花——评介电影《叶赫娜》

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云海缭绕、群峦叠翠的阿佤山上,世代居住着佤族兄弟,在这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高处,阿佤村寨掩映在龙竹、芭蕉林中,高高的阿佤山雄踞屏障,保护着佤族,佤族兄弟依傍着它,好像住在云雾之中。 1982年春,云南省昆明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叶赫娜》就在这云海之上开拍。故事是这样的:早年,一位解放军干部为了救一个名叫叶赫娜的孤儿,把生命献出,用鲜血染红了日露花。佤族人民怀念他,称他为“老边疆”。“老边疆”的儿子陆南平参军以后也来到阿佤山,一心扎根边疆。他参加了“民族工作组”,和阿佤人民一起改良了旱谷谷种,修建茶园和水电站。     

翁丁佤寨的夜晚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南边陲中缅边界,是佤族聚居的自治县之一,著名的沧源原始崖画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我国佤族人口约35万人,讲佤语,无文字,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有“布饶”、“阿佤”、“佤”三种方言,是典型的跨国民族,其祖先为秦时百濮一支,是阿佤山区最早的原住民。“佤族”的意思是“倚山而居的人”。1999年初夏的一天,按图索骥,我找到了沧源佤族自治县县政府办公室。接待我的办公室杜主任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人。显然,他赞赏我的行为,支持我所做的事情。聊天中他调侃地说,自己是汉、佤结盟的“杂交品种”。父亲是南…     

佤族,大西南最早的开发者之一

我们佤族分布在中国与邻邦缅甸交界线一带,是一个跨境的民族,境内共有人口35万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临沧地区、思茅地区,少量分布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们通常把佤族比较集中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及邻近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称为阿佤山.佤族人民在秦汉时期不是生活在这一带地区,而是生活在云南中部一带.被誉为云贵高原上的"明珠"的滇池曾是佤族最早活动的历史舞台之一.今天的阿佤山区是佤族人民经过     

喜看今日阿佤山

到过阿佤山区的人都说:阿佤山变了。那么,它变得怎么样呢?我乘车一离开昆明,就恨不得一下子来到它的身边,来一个“百闻不如一见”。阿佤山在怒江、澜沧江两江夹持的怒山山脉南段,是我国佤族聚居区。解放前,它像居住在这里的苦难深重的佤族一样,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地方。那时,一棵棵刀耕火种残留下的黑树桩伴着剽牛祭鬼的佤族在西风     

话说沧源佤族经济

沧源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西南部,国境线长147公里,是云南通向缅甸的重要门户.为改变阿佤山区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况,党和国家拨给大量经费,并从内地调入大批科技力量和农业物资,帮助佤族同胞改造耕作技术,使佤族人由刀耕火种转向固定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大幅度上升,阿佤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沧源经济出现了振兴势头.科技兴农大大推广了杂交水稻、包谷的种植面积,亚热带资源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1990     

看这些“官”怎样做公仆

看这些“官”怎样做公仆文·图／本刊记者陆文梅魏红阿佤新歌传唱人作为佤族妇女，魏红是幸运的。然而，作为县长，魏红却是“不幸”的，因为佤山太穷了。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为一体的国家级特困县。世世代代生活在...     

"葫芦国"里的勇敢民族

阿佤山群峰连绵,是阿佤人民世代居住的故乡.东汉以来,阿佤山区一直是永昌郡的辖境,元代正式设置府、路进行管理.明清以来,史书上所称的"葫芦国"指的就是阿佤山.这是一块富藏金、银、铜、锡、铅等有色金属的宝地,历来是帝国主义垂涎、企图掠夺的地方.在"葫芦国"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没有贪婪奸诈的国王,只有数以十计大大小小的佤族部落.山民们不论从官家到百姓,都是濮人的后裔,血管里流淌着抵御外辱、反帝爱国斗争的热血.佤族人民在民族发展的近代史上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诗篇.     

解放前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西盟佤族

我国佤族在解放前约有17万人,分布在云南省西南边疆的西盟、沧源、孟连、澜沧、耿马、双江和镇康等县。其中西盟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县之一,约有佤族4万人,占该县总人口的86%。佤族分布区,地处萨尔温江与澜沧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展布地带,山岭重叠,平坝极少,故又称为阿佤山区。佤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与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祖国,开发     

佤族木鼓文化研究综述

木鼓是佤族传统社会原始宗教中用于祭祀的一种神器,由于它的特殊作用,在佤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内容和象征含义.一方面木鼓作为纯粹宗教作用的内容逐渐隐退,另一方面却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符号的地位日益凸现,近年来成为研究佤族文化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本文综合有关佤族木鼓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作品,将其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概述.     

知识荟萃

“克洛克”,是佤族的木鼓.佤族木鼓在民族学文献中亦称“木槽鼓”.它是用一段树干挖空制成.佤族木鼓的形状和发音原理与非洲的木鼓很相近,它们在鼓身侧都开有一道长槽.制做时,沿木槽两端向下挖出鼓的腹腔,腹部要留有一似山脊状的“舌头”.由于左、右共鸣体的鼓腹壁厚薄有别,使得木鼓也能发出两种不同的音响. 演奏时,人们将大、小木鼓配对敲击,这样便可同时得到四种不同的音响.令人惊奇的是,佤族和非洲的大、小木鼓,都以     

浅析汪曾祺小说中的转喻现象

传统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修辞表达方式的一种;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广泛存在.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角度对转喻所作的理据分析,为转喻的理解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我们理解包含转喻的小说文本另辟蹊径.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当代并具有独特的风格,转喻在其创作手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汪曾祺小说文本中的转喻现象.     

知识生产的“知识—社会”互动机制与学科史书写——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传统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学在被引介到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布斯式社会调查、社区研究和唯物史观社会调查三大社会调查传统。通过回顾对三大社会调查传统的研究进展，我们发现相关研究呈现多个学科参与讨论的局面，且运用史实考据、诠释解读、实证研究等多种分析范式。本研究以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传统为例，在对三个不同的社会调查传统脉络作了回顾和分析之后，提出“知识—社会”互动的知识生产机制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史书写方式。文章从发轫、本土化和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回顾了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传统的早期发展历程：发轫于民族危亡之际，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本土化的追求，以及以改造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的社会调查的社会影响。最后，研究表明，发掘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启发社会学如何服务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回到声音：凉山彝族传统民歌文本类型研究

凉山彝族传统民歌的文本存在形式是多样的,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可以分为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书面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以表演为导向的文本四大类。口头性是彝族传统民歌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没有了口头,就没有了民歌。有些民歌被吸纳到彝族毕摩经籍文献中,并在仪式中进行演述,构成了源于口头的书面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书面文本”更多的是作为文献资料存在,而非回归传统。“以表演为导向的文本”是将民歌演唱与游戏、舞蹈、戏剧、小品等表演内容相结合,民歌为表演服务,这些不同的表演单元共同构成了统一的“融文本”。     

奇异的佤族粮仓

来到风光秀丽的阿佤山区,当你从这家掌楼走到那家掌楼的时候,有一件事你一定感到纳闷:这些年阿佤山区年年丰收,却为什么总也看不到内地农家那种谷子满仓、包谷缀粱的丰收景象呢? 日子长了,你会发现,阿佤人家掌楼顶上用龙竹筒整齐排列的“天花板”,那就是粮仓。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基于沧源翁丁佤族文化的茶具创新设计与制作

基于云南沧源独特的佤族文化资源,选取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翁丁佤族村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翁丁佤族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及其价值解读与展示,遴选出可用于做旅游工艺品的系列茶具作为创新设计对象,重点围绕翁丁佤族的自然景观、民风民俗、杆栏式茅草屋建筑、佤族的牛头崇拜、沧源崖画及茶文化等民族文化资源,设计开发可用于旅游纪念、收藏和馈赠的两组翁丁佤族特色的茶具系列.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本文在明代湖广、四川、贵州行省毗邻区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60块金石碑刻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的盖棺论定,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对旧朝是“情结”,对新朝却是“症结”.基于土司学所做的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司及英文化具有启迪意义.     

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的再解读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2005年启动了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全面修订再版的计划,笔者作为《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修订组的工作人员,有幸参与了此计划一年多来的修订工作。本文所进行的“再解读”立足于当代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关怀,尝试使用民族志书写和解读的“历史还原法”,对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大调查”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简单回顾和批判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阅读“五丛”的全新维度。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