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及其未来:我们如何面对——读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在20世纪的百年中,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族群意识、族群认同、族群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变迁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一方面,族群(民族)问题成为当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另一方面,不同的族群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冲突加剧.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难题,乃至于成为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族群意识町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对族群问题察幽探微,更令人惊异的是伊罗生30年前预言的族群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一一爆发,预言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至于未来的趋势如何发展,则足以引发世人深沉的担忧.     

番回还是回番?汉回还是回民?——18世纪甘肃的撒拉尔族群界定与清朝行政变革

撒拉族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一个从"番"到"回"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与清朝的行政体系与法律体系变革密切相关的,在以往撒拉人居住地属于"番"地,所以用"番例"解决内外矛盾,随着清朝的政治扩张,撒拉人居住地变成了"内地",所以解决方式自然以内地律法执行.所以撒拉人的族群身份便转化成了"回"的分支.本文以大量的文献,分析了撒拉族群身份的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问题.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从家族研究看“白汉一体”与民家

家族思想在我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从家族特征的角度来说,民家与汉族具有极高的一致性特征,但在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却有地域性高于家族性的情况。鉴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族群形成同步发展,民家文化是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体,汉文化的家族特征在民家文化中大量呈现实属正常,但就此推演的"白汉一体"结论与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不相符。对此问题的探讨,本文一方面通过分析早期民家的研究成果,探讨不同政治背景的主位民家观及白族观,包括主位的群体认同观念与作为民族的身份建构与转变。另一方面,基于作为原生纽带的家族体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家族与族群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工具理性与纯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意义取向下的民家观。     

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选择性建构”:国家、市场和主体行动互动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对北京某满族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考察了在国家治理定位、市场价格选择、主体行动三者的互动影响下,Y村满族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族性特征的文化元素“抽离”出来,选择性地将其建构为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的文化实践.这一考察与分析有助于认识“文化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加深有关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实践中文化身份/认同的消解...     

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

将以保安族为例,尝试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意识发生的变化,并认为民族(minzu)是中国特有的介于传统族群与现代国民身份之间的本土概念."民族"(nation)不是本土概念,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neither nationality nor minzu).这种身份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意识并付诸实践.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番拉扎”和“汉山神”两种信仰的比较研究——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枉子沟村和五户丁家滩村为个案

山神信仰是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基于生存需要形成的一种原始自然崇拜。笔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山区信仰"番拉扎"的枉子沟村和五户川区信仰"汉山神"的丁家滩村为个案,通过"一番一汉"和"一山一川"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汉族村落研究两种类型的山神信仰,从共性和个性的比较中认识多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传承,从"番中有汉"和"汉中有番"中认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

本文简略地勾勒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即从开始只研究非洲族群、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等的所谓“原始”、“野蛮”、“无文字”、“无国家”的简单社会,到后来研究亚、非、拉的复杂传统文明社会,再到后来又进而研究欧美工业社会;从只研究现代的“过去时”,到研究现代的“现代时”。文章指出这一研究的时空变迁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作为社会能动主体的美、英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对包括自身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不断进行反思,进而加以革新发展的结果。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

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是族群建构的根本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回顾了西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起源、演进线索与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并与之进行对话,尝试分析其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尝试将国家作为一个变量带入到这个理论对话中来,从而为资源竞争理论以社会为中心的取向,补充一个国家视角,分析国家作为竞争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及其对族群建构的影响。     

民族·族群·社群·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关联分析

民族、族群和社群在某个特定空间范围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成了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但是,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活动空间范围需要位于该空间(或社区)中的人们的集体建构与有效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抑或散失、瓦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该共同体的民族、族群或社群的意识消长、竞争力大小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民族与社群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形成不同的共同体,并有可能朝着"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方向发展.族群的认同虽然也会随着情境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认同,但它基本上是"文化"层面的,而且往往是运用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去谋求利益或效益,亦即它更多地表现为"工具性"的生存策略.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重合和民族社区、族群社区与社群社区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族群的"文化"认同亦有可能转化为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