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悟":中华民族审美体验中的一把金钥匙

在美学境界中,审美体验会深深受到各民族思维特质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庄禅思想,以它独特的思维运思方式——悟,渗透于中华民族的审美体验之中,也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殊的整体直观运思方式,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于是,正确地把握"悟",便成了艺术审美体验中的关键.     

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

近代以来,国族主义逐渐浸润包括旅行在内的国人日常生活,传统上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旅行观,开始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主义旅行观转变.在国族主义旅行观影响下,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通过不同书写内容与策略的运用,担负起服务抗战与建国的重任.概言之,时人通过学术旅行撰写战时中国的“百科全书”,以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借寓情于景之法符号化自然及人文景物,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象征;以适时应务的书写提供战事及边疆信息,直接服务于抗战;最后利用旅外行记,在借镜外邦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的文化研究转向

"文化研究"自20世纪上半叶诞生起以来,特别注重对工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但少有学者在文献研究中使用其开放的研究策略.汤洪在《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文化广义化、经验与实践并重等研究策略引入到他对楚辞的文献考证中,使得传统单纯依靠小学方法的楚辞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研究路径不仅对楚辞研究是一种视野的拓展,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再现了先秦的人文风潮与历史语境,对先秦历史学与先秦地理学研究也大有启迪.     

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进入西域、河西走廊,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敦煌等地,其间在进出南疆、河西乃远至中亚地区之际,与粟特人有了密切接触,甚至鄯善、敦煌等地的粟特移民一度成为吐蕃治下的属民.此外,吐蕃与粟特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交流,对两族各自的社会经济进步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

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到当代发展阶段,至今已经经历了3次比较明显的转型.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和平解放之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汉语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以政治启蒙为旨归;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以文学启蒙为旨归;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现在仍在推进之中,以文化启蒙为旨归.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书写者试图在全球经济与多元文化背景下,表达对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认识,并显示出通过文学书写发展藏族族性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努力.     

表演性视角下民族节日旅游“主-客”展演互动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

民族节日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在民族地区旅游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节日旅游中,东道主往往用表演的形式将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呈现.而游客在凝视表演文化的过程中,也通过参与表演来获得身体化的表演体验.文章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研究案例,以节日活动中的表演行为为切入点,以节日空间中东道主和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民族节日旅游展演的背景下,东道主和游客的表演性是如何在“客-我”的互动中进行建构的.研究发现,在民族节日旅游中,东道主作为节日旅游的“主人”,为了更好地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发挥其旅游经济及社会功能,往往通过编排或排练使民族文化富于表演性,从而使其更好地在旅游舞台上进行呈现,发挥交流媒介的功能;另一方面,游客作为节日旅游场域中的“客人”,其在通过视觉的凝视对东道主所表演的文化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已不单纯地满足于视觉感官的体验,更多的在于追求身体的多感官体验,进行旅游的身体化实践和表演性参与.     

浅析设计与文化的关系

作者分析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指出了设计师要坚持唯物史现,客观地看待设计活动;要本着一种谦虚的态度,深入地研究和体验我们人类所创造下来的宝贵文化,以保证设计的结果反映文化、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并积极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     

“失落的主题”:旅行文化作为民族志的表述范式

旅行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表述。人类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主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似乎忘记了与旅行的这种关系,旅行成了一个"失落的主题"。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将人类旅行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旅行文化的分析达到了历史的深度,民族志研究与旅行所建立起的学科关系促使人类学对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反思。旅游人类学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结合大规模群众旅游所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本文试图就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试论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

伊斯兰文化蕴含着极为深邃的和谐理念,这些和谐理念涉及宏观与微观、精神与物质各个领域,涵盖天、地、人各个层面.它以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为核心,以宗教与世俗的和谐为支点,以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经,以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的和谐为纬,以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目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即使我们用21世纪的眼光来审视这些和谐理念,仍然觉得颇具普世价值.毋庸置疑,运用本体论的方法直接从伊斯兰的经典里挖掘和阐发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对促进中国的文化和谐、民族和谐,以及更好地"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释“息”

本文主要就几本工具书中的"息"的解释进行了分类,得出一共有两个"息"字:一个是基本义为"呼吸",并由此引申出"蕃滋"、"子女"、"利息"等诸义的"息";一个是表示古方国名和娃的"息",它们是同音字,并且指出这种同音关系是一种偶然,二者之间没有联系.还简要分析了"息"与"媳"、"熄"、"癔"、"螅"、"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