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盟誓”习俗探微

“盟誓”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产生、发展源渊流长，并和人类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拙文就此简单地论述了藏族“盟誓”的习俗产生、仪式、作用以及和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恳请专家指正。一、“盟誓”概念探源“盟誓”，根据《藏汉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以三宝为证发誓”，即（1）以佛、法、僧三宝为证发誓，以便使盟誓双方都能坚守自己的誓言，增进信任促进彼此的关系；（2）或以佛、法、僧三宝为证发誓，以达到辨别真伪的目的卢此外也有对天起誓，在活佛…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新探——IOLTibJ731藏文写卷研究释例

敦煌藏文IOL TibJ731号写卷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是《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整个故事内容的枢纽,不仅折射了吐蕃盟誓传统的初始形态,而且反映了苯教丧葬仪轨中有关生死的观念.文章重新转录和译释了“人马盟誓”段落,并将其与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文本沟通,另对其中的誓词和盟誓仪式作了语词和文化解析.     

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五

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出现了一种特殊而又典型的组合形式,即在崖面的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下两个洞窟与崖顶土塔形成一组整体性建筑,作者暂称为“塔、窟垂直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这种形式的来源一直未能确定.文章通过对藏经洞出土纸本绘画P.T.993《吐蕃寺庙图》、莫高窟第361窟药师经变、东嘎石窟宝楼阁曼荼罗、桑耶寺初建史及同时代的印度寺院建筑形式的考察,结合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莫高窟这种塔、窟垂直组合的新形式,应是受吐蕃本土的影响,其建筑涵义来源于密教中的“宝楼阁”,建筑形式最初可能来源于印度,并带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样式”特征,或可定名为宝楼阁式石窟建筑.     

“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

“吐蕃”,是唐代中原人对当时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古代藏族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吐蕃王朝”)及其属地、属民的称谓。在初唐的汉文史料中,“吐蕃”有时亦作“土蕃”。对“吐蕃”这一名号的语源及其最初的含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本文拟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史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有代     

吐蕃盟誓之根源探讨

一则敦煌古藏文写卷所记录的人与马关系的故事,反映出了早期藏民族喜盟誓、守誓言的习俗。故事里,最初毫无关系的人和马由于相互立誓使得马成为人的奴仆,终身被人役使。这点很有意思,藏族先民在用有限的知识解释现实世界时,未能想到人们对马的驯养,却也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并且能为藏族道德水准所认可的解释:“盟誓”。在藏区流传的许多故事中,十分自然地溶进了人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和伦理标准,在传说故事流传的同时,古代人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得以留存下来。透过这些故事的表层,能看到早期人们的某些思想轨迹和生活方式。人与马关系故事中的盟誓即属此例。盟誓在藏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新探——IOL TibJ 731号藏文写卷研究释例

敦煌藏文IOL Tib J 731号写卷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是《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整个故事内容的枢纽,不仅折射了吐蕃盟誓传统的初始形态,而且反映了苯教丧葬仪轨中有关生死的观念。文章重新转录和译释了"人马盟誓"段落,并将其与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文本沟通,另对其中的誓词和盟誓仪式作了语词和文化解析。     

读王尧新著《吐蕃文化》

最近读到了王尧教授的新著《吐蕃文化》,受益匪浅.该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吐蕃文献的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学宏观视角来分析研究吐蕃文化各个方面的一部力作,值得向读者作一推荐。该书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政治制度”、“伦理纲常”、“本教和原始信仰”、“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与科学”、“生活习俗”等六个问题。内容充实,结构严谨。研读该书后,笔者体会到该书具有鲜明的历史语文学派的特色。     

华夏名义考

本文首先通过对原始舞蹈的人类学分析 ,提出了人类族群建构始于原始舞蹈的理论。然后 ,依据这一理论 ,并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 ,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 ,表示饰羽之舞 ,中华民族最初的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 ;饰羽之舞演变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凤凰 ;此种舞蹈的羽毛饰物则演变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柱———华表 ,“华”字初文的字形就象征华表之形     

聂赤赞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考

有关藏族历史上最初之王聂赤赞普的身世来历，藏文史料中记载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即其中之一。但此传说却因其令人费解的神话色彩而长期受到人们的忽视。本文通过对诸说产生年代及史料出处的考订，认为此说乃是目前藏文史料中有关系赤赞普身世来历最古老和最具价值的传说。文章对这一传说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进行了剖析，发现此传说不但与本教古老的“天神”崇拜有关，而且其内容竟与敦煌臧文写卷和吐蕃时代石刻文字中有关系赤赞普先世的记载有惊人的契合之处。为此，本文对聂赤赞普的身世来历及其与“吐蕃六牦牛部”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新的阐释。     

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史料价值之探讨

文章透过现存的吐蕃碑铭与《贤者喜宴》所录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及与誓官员名录的比较,分析此二文献乃《贤者喜宴》作者亲见原件并忠实抄录于该史籍之中。以二文献所载内容,就有关吐蕃王室对当时佛教的认识,为何心仪佛教以及为何坚持弘扬佛法、当时吐蕃社会为何抗拒佛教信仰、吐蕃王室又以何种方式推广佛法等问题,阐扬其史料价值。该二件文献所附公元779年及公元799—804年间吐蕃官员名录,也提供了今人借以与敦煌古藏文卷子的比较与补阙,修正汉史料记载模糊不清的问题。     

《旁塘宫目录》——编纂时间、画像题记、文献分类及其价值

《旁塘宫目录》的主体完成于赤祖德赞时代,后世又有所增补或修订。现存的《旁塘宫目录》不是吐蕃之原本,但仍保持了吐蕃本的主要特色。《旁塘宫目录》最初的装帧形式是卷轴本,其中的画像题记,对研究吐蕃佛教史有参考价值。该目录对佛典的分类,与《兰噶宫目录》基本相同,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文献分类之特点。《旁塘宫目录》所收吐蕃本土的著述,对研究吐蕃佛教提供了重要线索。     

藏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译创

在讨论佛教词语的译创前,我们简要叙述一下佛教之传入藏土和当时的佛典翻译概况。藏族最初信奉本波教,这是一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7世纪时,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王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作为治国治民巩固政权的工具。而这时的吐蕃正处在佛教势力的包围之中,西南的印度     

藏文史籍叙录之三

巴协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编纂的史书《巴协》,有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巴协》收录在《洛扎教法源流》内。”又说:“《大巴协》中记载吐蕃晚期历史”。巴赛囊的《巴协》中并无吐蕃王朝后期的历     

侗族创世款的进化思想

<正> 创世款是侗族款词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侗族先民探索史前世界奥秘的诗篇,它以美妙的神话和丰富的想象对天地和人类的起源作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具有朴素的进化思想。 (一) 创世款包括“开天辟地”、“四萨孵蛋”、“姜良姜妹”等内容。它真实地记录了侗族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初看法。创世款认为,宇宙原是“混沌”一片,没有生物,直到“混沌初开"才分天地,有了山河云雨草木。侗族先民这种关于天地起源的混沌说,一方面道出了天地的最初形式,另一方面客观地说明了宇宙是逐渐演化而成的。科学已证明,在原始地球形成的最初时期,太阳系充满着原始大气和星际尘埃,太阳能无法照射到地球上,整个宇宙处于混沌状态。原始地球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从民族学材料探测由“墓”到“坟”的演进

“墓”和“坟”是死者的埋葬之所,也是古人意识中死者在“另一世界”的生活起居之处。葬后以土填平谓之“墓”,墓上垒筑封土谓之“坟”;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同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由墓演变为坟是埋葬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墓和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同一切宗教性习俗一样是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尚无埋葬之俗,人死后随意弃置了事。《孟子·藤文公上》谓:“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大概即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智力的增长,血族感情的观念、原始宗教观念和原始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