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西夏觉照国师法狮子之教法来源与身份考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中,多篇文献为觉照国师法狮子所传。由于藏文底本未获同定,其教法来源不为人知,对这一藏传佛教付法上师也所知甚少。文章根据最近找到的几部西夏文教法的藏文原本,考察其教法师承,并利用藏文史料,探究法狮子其人。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略论能海法师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能海法师是我国近当代著名的佛教高僧、翻译家、佛学家。毕生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和藏汉佛教文化的交流沟通工作,建立了内地首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道场,把格鲁派的佛学思想系统介绍到内地,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略论能海法师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能海法师是我国近当代著名的佛教高僧、翻译家、佛学家。毕生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和藏汉佛教文化的交流沟通工作，建立了内地首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道场，把格鲁派的佛学思想系统介绍到内地，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藏文译本的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但藏文译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到蒙古文译本,以及这些影响与梵译藏过程中的问题又有何关联?本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凉州会盟与西夏藏传佛教——兼释新见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阔端时期的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的研究,厘清了西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来历,发现了西夏文译本的译者及此前未见记载的西夏帝师和国师,也补充了西夏灭亡后此经在凉州地区不止一次刻印、流传的经过,特别是真实地记载了阔端信奉藏传佛教,拜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铺垫了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西夏时期接受、发展藏传佛教对"凉州会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由于西夏与藏族的特殊关系 ,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 ,但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的障碍。随着藏学的发展和汉译藏文史籍的不断出版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发表了一些相当有份量的文章 ,涉及到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国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等问题 ,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对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 ,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介绍了一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西夏德慧上师两种传承与汉藏佛教圆融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德慧上师的求法经历、思想演变等内容进行了补充,通过考证《大印究竟要集》及其注释文本,认为西夏高僧德慧上师的"大手印"教法传承,继承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吸收了许多汉传佛教的因素,是文化发展史上民族交往、交流的真实反映,成为汉藏佛教圆融的典范,这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征。     

元朝之前河西走廊的交通及藏汉佛教文化发展交流交融综论

从汉至西夏,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形成了连接四方的交通网络。河西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咽喉要道,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这种重要的枢纽地位使河西走廊在元朝之前佛教文化不断积累发展,并形成了两次佛教发展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五凉时期,这里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第二次高峰在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在此得以弘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河西走廊的佛教都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派系原为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及至15世纪初叶,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此后噶当派并入格鲁派。此四大派系一直传承发展至今。藏传佛教的东传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先是从青藏高原北向传入西夏,对西夏文化影响甚大。佛教是当时西夏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西夏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僧人数量很多,据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三千。吐蕃僧人很受尊崇,有的被封为“国师”。那一时代,藏传佛教还北传至辽、金,但对内地的影响微乎其微。     

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连续发表了两篇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和《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前者根据研究西夏文献《月月乐诗》的用词对应,提出西夏曾有一种所谓勒尼(lhe dzi)语今尚不为人所知;后者根据藏文史料《系谱表》考证了西夏几代皇帝的藏文称呼,特别是从语文学角度证实西夏末帝李(目见)就是藏文所称托吉(多吉贝)。两文皆言人所未言,读后颇受教益。 在我看来。更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实有助于究明西夏主体民族的成分和族源,并解决西夏史上某些久悬未决的疑难,例如西夏遗民南迁问题等等。本文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