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

桂西岑大将军庙的核心"神格"是"岑怀远将军".在岑氏土司历史上获得"怀远将军"头衔的是岑世兴,像岑大将军庙、歌圩等这些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载体,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点壮族先民活动的痕迹.     

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

广西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凌云壮族72巫调音乐"中的"72巫"与当地麽公使用的<灵坛诸官员名谱簿>中的"诸官员名谱"基本一致,既突出了岑氏土司,又体现了当地众多的壮族头目.该巫调音乐形成于泗城被改土归流之后,反映的是当地的现实生活,具有壮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如能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开发,迟早会被提升为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的一朵奇葩.     

岑大将军崇拜初探

岑大将军崇拜是流行于广西右江上、中游一带的壮族俗神信仰。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它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岑大将军形象并不能简单地与历史上的某个岑氏土司人物对号入座,他应是一个集岑氏父子三人(即岑雄与其长子岑世兴、三子岑世元)的勇武、忠勇和忠义于一身的综合体,并且这一实体经历了由人上升为拥有万能神力之神明的过程。伴随着岑大将军崇拜的形成,历史也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信仰移植:以木柄瑶岑大将军庙为例

田林县瑶怒屯木柄瑶祭祀的岑大将军,是将其周边壮族的神,通过移植的方式,变成了自己的神,从而构成区域范围内壮、瑶之间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这既是一种信仰迷失,更是一种潜意识的生存策略,有利于异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     

东兰韦氏三代——壮家抗倭英豪

壮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韦拔群就是其典型代表。历史上,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急之际,更是表现出壮族人民抗外敌侵略的爱国热情和英雄气概。在我们东兰县,土司韦氏三代抗倭的事迹一直流传至今,其事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     

多元浑融的壮族民间信仰文化——《布洛陀经诗》文化意蕴之三

:《布洛陀经诗》是壮族的一部宗教经典 ,是壮族民间多元信仰文化的总汇集。它不仅保留了壮族原始崇拜的真实面目 ,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多神信仰 ,还具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并且渗透了阶级社会中的人为宗教信仰 ,糅进了儒、道、佛等宗教因素 ,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壮族多元信仰文化的特征     

嘹歌·贼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反映的壮族文化心理

《贼歌》是流传于广西右江地区壮族民间的一部叙事抒情长歌。它叙述了土司时代一位壮族男子被迫出征的战争经历和爱情故事，记述了土司制度下壮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平乱战争、风俗文化等，反映了壮族传统的思想性格。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贼歌》采用壮族情歌套路式的表现形式，将记叙和抒情结合为一体，语言生动，情感丰富，风格独特，堪称壮族民歌的典范。《嘹歌》是流传于广西右江地区的壮族民歌总集。本世纪七十年代，黄勇刹先生将《嘹歌》中长歌之一《贼歌》整理为民间文学《唱离乱》在《广西文学》上发表，引起了民间文学界的…     

开发世界一流旅游资源实现右江革命老区各民族共同繁荣──关于开辟盘阳河长寿旅游区的可行性研究

开发世界一流旅游资源实现右江革命老区各民族共同繁荣──关于开辟盘阳河长寿旅游区的可行性研究李甫春在桂西的中部，有一条碧绿清秀的盘阳河。河两岸的千山万弄，就是右江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也是壮族和瑶族的聚居区，生活着一百多万各族人民。这一带大部分是岩溶石山...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广西壮族瑶族与汉族政治及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

一、序言 壮族和瑶族是华南地区、尤其广西主要的少数民族。历代尤其宋代以后的文献史料上并称“徭獞”。在回溯与汉族交往这段历史之时,可以看到壮族和瑶族之间大相径庭。简而言之,壮族受到汉族强烈的影响,因而被纳入它的政治及文化体系之中;瑶族尽管也受到汉族的各种影响,但和壮族比较,依然泾渭分明地保持着其独立性。 关于壮族和瑶族,历来对壮族研究不多,而且多局限在广西西部的“土司”地区内。广西中部及东部由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非土司地区往往受到忽视。就瑶族来说,尤     

岑毓英与广西岑氏来源

岑毓英在其编修的<西林岑氏族谱>中自称为汉代名臣岑彭之后,广西岑氏始祖为北宋时期随狄青南下镇压侬智高的岑仲淑.考诸史籍,壮族地区祖先北来说唐宋时期即盛行,明清至今未间断.岑毓英通过修谱补充前人说法之不足,溯源接流,添枝加叶,使原本错漏百出的岑氏来源臻至圆滑.     

广西来宾壮族盘古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及价值述论

广西来宾一带壮族民间广为流传着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其神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反映着壮族古老的历史及原始宗教信仰 ,反映壮族先民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和价值观。壮族先民创造的以盘古神话和盘古信仰为核心的盘古文化体系 ,对于研究和揭示盘古文化的起源以及壮族及其先民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思恩、田州叛乱始末记——明代中期广西右江流域土官土目叛乱与改土归流

前言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宋称为羁縻州制,元、明、清定为土司制度。明初广西西部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由继承前代的土官岑氏家族来统治的。到了明代中期,该地区的思恩、田州二府的在仅半个世纪内就相继发生了由土官、土目发起了三次叛乱。明朝对这三次叛乱采取了相应措施,改土为流,慢慢地巩固了统治地位。关于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土目的叛乱以及明朝采取的对策,笔者拟作一探讨。首先,我们看一看有关右江流域的思恩、田州     

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独特价值及未来趋向

本文从自然崇拜、始祖崇拜、师公教、娅汪女神四个研究专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已有成果,探讨了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的独特价值,对比了壮族民间信仰研究与全国民间信仰研究在研究动态和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认为壮族民间信仰研究有以下发展趋向:继续深化对民间信仰"壮族模式"的研究、加强对壮族民间信仰复兴和再造的研究力度、注重对民间信仰仪式实践的考察;并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得到强化.     

绚丽的瑶族服饰文化

盘阳河流域是桂西北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四个支系的瑶族在服饰上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是我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宝贵遗产。盘阳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起源于广西桂西北部,由西到东贯穿整个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境,最后注入红水河,全长142.8公里。它是一条举世闻名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