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甘思”考略

“朵甘思”一词首见于《元史》,其《地理志》载有“土番朵甘思”,“朵甘思”等地名;《百官志》有“朵甘思招讨使”,“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等职官。究其词,显然是来自藏语中的“多康”(mdo khams)这一地名。因蒙人读藏文发音常将词中的前、后音明显读出,故mdo khams被元人译作“朵甘思”。明代时遵西番馆译语,依照藏语习惯发音译出,故不再有后音“思”,写作“朵甘”(即“多康”)。但     

关于公元十——十三世纪安多藏族部落社会经济的考察

我国藏族居住地区极为辽阔,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习惯上分为三大藏区,藏文史书上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据《安多政教史》,安多之名则是采巴颜喀拉山东麓的阿庆风嘉雪山与多拉山两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而称的。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之全部等藏族居住区,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到蒙古人统一西藏之前这一地区藏族部落有关社会经济的发展诸问题。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安多吐蕃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本文想通过事实的叙述回答这一问题。     

元代脱思麻宣慰司吐蕃社会状况略考

元代脱思麻宣慰司，汉文史书亦作吐着等处宣慰司，是吐表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简称。脱思麻宣慰司所辖的地区，基本上是宋代甘肃、青海、四川缘边州军吐蕃部族的散居地带。本文拟就脱思麻宣慰司吐蕃部族在元代划分的四个民族等级中所属等级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反抗民族压迫等系列问题，略作考辩，以期引起汉藏学术界对元代内地缘边吐若问题研究上的薄弱环节有所重视。脱思麻（MaoSmad），一作朵思麻、秃思马，是藏文中的地理概念，意为“下朵”，①它是与“上朵”相对应的，后者在元代称“朵甘思”（MaoKhams），前者来变。②自…     

论藏文文献中“(ζΣ)”(霍尔)的概念及范围

“(ζΣ)”(霍尔)一词在汉藏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泛指西北方的部族.对其所指的族群和地理范围概念,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藏文“(ζΣ)”一词在一些历史文献和档案文献中被译成“回纥”、“霍尔”、“伙尔”、“夥尔”、“霍耳”、“和尔”、“伙日”等音近的词,学术界关于“(ζΣ)”(霍尔)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各家论点,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内的“(ζΣ)”(霍尔)进行了论证分析研究,但对藏文“(ζΣ)”(霍尔)一词的概念理解和地理范围仍不明确.鉴此,笔者翻阅藏汉文献中相关“(ζΣ)”(霍尔)的记载,进一步研究分析其来源和方位.     

史论互映衬 开拓见新意——评《安多藏族史略》

我国藏族居住地区辽阔,一般分为三大藏区,即藏文史书上所称的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越过长江上游色俄龙让的巴颜喀拉山,东面有安沁岗和多拉两座山,取山名首字合并而称“安多”。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全部藏族居住地方,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区。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兼并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等部族以后,这里成了吐蕃王朝的辖区。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磨禁佛,不少佛教僧人辗转逃亡到此间躲避,至10世纪时,现今西宁以东一带已经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复兴,来自安多地区的佛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史称“下路宏传”。自11世纪唃厮啰王朝兴起,迄至清朝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有大量的史实是通史体例的“藏族史”所无法包容的。     

再论“萨尔特”一词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萨尔特”(Sart)这一词,最初出现在15世纪末作家纳沃伊(Mir Ali-Sira Neway)的著作中。在更早的史料中,我们仅找到与之同义的、显然是这一术语的更完全形式Sartaqti和Sartaul这两个词。据了解,Sartaqti这个词仅在拉施德丁(Rasidad-Din)的著作中有,并且是出现在奥斯特罗马莫夫(N·P·Octroumov)所著的一书的引文中,该书还引用了贝列津(Berezin)教授的注释,教授认为Sartaqti一词就是“蒙文形容词Sartaq=     

《安多藏族史略》评介

我国藏族居住地区极为辽阔,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一般分为三大藏区,即藏文史书上所称的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据称,由圣地印度金刚座北走一百由甸,有萨迦大寺,又向北走一百由甸,即步入朵麦藏区。它越过长江上游色俄龙让的巴颜喀拉山,东面有安沁岗和多拉两座山,取山名首字合并而称“安多”。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全部藏族居住区,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兼并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和西羌的诸族部以后,这里成了吐蕃王朝的辖区。九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不少佛教僧人辗转逃亡到此间躲避,至十世纪时,现今西宁一带已经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复兴,来自安多地区的佛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史称“下路宏传”。自十一世纪确厮哕王朝的兴起,以迄清朝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有大量的史实是通史体例的“藏族史”所无法包容的。 青海民族出版社新近推出由黎宗华、李延恺两位先生合著的《安多藏族史略》,可说是一部独具特点、填补空缺的“藏族史”研究专著。这项新成果虽然只有十六万字的篇幅,但     

古代西藏地名补正三则

前几年,我曾写了考证古代西藏地名的《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现在,我就其中一些所做的结论作以下几则订正。一、哲那尔(见《历史地理》402页)一词经常出现于敦煌文献及其它藏文文献里。但在 DTH(P.137)一书中有贡哲那尔一例,大概在贡波这一地方。我以前推测在四川卢塘的     

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

康方言较之于安多和卫藏的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又分多个土语群.康区地理上的分散格局和经济形式二元(农耕与游牧)化等多个外部因素对母语继承和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最终促成了多个土语群格局的康方言.康方言主要分3个土语群(也有四分法),这3个土语群又称为康方言的三大次方言,即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牧区次方言.划分这些次方言的主要依据是语音差别;其次是词汇差别,语法基本一致.昌都话属于北路次方言①,在北路次方言沿西线土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昌都话元音变迁的研究,能为了解和认识康方言元音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参考数据.     

“丹玛”史地杂考

“丹玛”一词在藏文史籍和《格萨尔王传》中有三种不同的藏文形式：清代以来的汉文译名又作“邓柯”、“登科”等。作为地名，《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传》中把丹玛定义为“多康下部的金沙江流域，以隆塘度母寺为中心的地区”。近代的地理区划中把丹玛分为东西或上下两部，以金沙江为界，江西为上丹玛（西邓柯），江东为下丹玛（东邓柯），西邓柯现属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江达县，东邓柯于宣统元年（1909年）经改上归流后设边北道邓科府，民国二年（1913年）政府为县，1978年撤县，并入四Ill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和德格县，即今石渠县的洛…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山戎"考略

"山戎"的称谓,是和中华民族的"崇山"习俗相关联.而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族如匈奴、东胡、蒙古,自古至今都传流着这一浓郁的民族习俗.所以"山戎"一词,是对古代中国具有浓郁"崇山"习俗的北方各游牧部族的"泛称".     

说“傩”

“傩”(nuó)这个汉字，早些年，不少文人都较为陌生。现在，不仅为大多数人所熟识，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　　傩，最早是古代一种驱鬼逐疫的宗教仪式。它源于原始社会的巫舞。舞者头戴假面具，手执干戚等兵器，并不时发出阵阵喝声，表现驱鬼捉魔的内容。我国最早的傩舞是古代的“方相氏舞”，表演者头戴一种叫“黄金四月”的面具，在巫师的指挥下，用一系列捉鬼逐灾的舞蹈语汇，表现驱邪恶、保吉祥的思想内容。总之，傩，是古人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　　后来，傩发展成为一种娱乐艺术。我国西汉期间已有了…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