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经典及其所涉文化因素看东巴教与古苯波教的关系

西藏现存的苯教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佛教的影响和排挤，其教义融进了大量佛教内容，原生形态的文化特质与思维结构大都丧失殆尽，而东巴教中的苯波文化因素保留了原初风貌。从民族发展历程看，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的原始苯波教息息相关。藏族与纳西族先民具有相同的族源关系──古羌游牧民族。从东巴教和古苯波教的世界观、崇拜对象、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形式等看，它们的宗教形态十分相似，当是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形式。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论述这两种宗教形态的密切关系。一、纳西族与古苯波教徒“辛”的关系苯教传说认为，苯教最初起源于一…     

东巴教与纳西族殉情风俗

东巴教诱导纳西族青年男女通过毁灭现世生命来处理感情痛苦,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宗教实践,与它别具一格的民族宗教特点有关:寄托浪漫爱情理想的"玉龙第三国";模糊生死之界限的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培育"重情轻生"之民族个性的东巴经,此外,东巴教的祭风仪式对殉情的负强化,以及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与社会系统的断裂,都加强或延续了殉情习俗。总的说来,东巴教容纳了纳西族的自然观、生死观、灵魂观念、独特的民族气质,带着自身难以避免的功能冲突和文化堕距,成为纳西族历史上殉情现象相习成风的最重要的精神因素。     

略论纳西族东巴教中的箭

本文通过阐述东巴教中纳西人生命、灵魂和生命神的箭,以及东巴教祭仪、神画像和纳西人生产生活中有关箭崇拜的习俗,联系中外民族有关宗教观念和习俗,指出纳西族传统的箭崇拜肇源于纳西人在古代战争和狩猎生涯中将箭这一杀伤力大的武器神化、灵化的拜物教意识。同时较深入地论析了纳西族箭崇拜意识的二重性表现,即认为它为神、人所用便能镇鬼驱邪,招财祈福,因而将它视为神器而顶礼膜拜;又认为如箭为鬼怪或敌人所用,则会祸及自己,因此对其敬畏交加,并在此心理上产生出“拔病痛之箭”、“转移毒箭于面偶”等巫仪。文中还论述了箭与纳西人生殖崇拜习俗和“青蛙阴阳五行”之间的神秘关系。最后,对东巴教和苯教的箭之礼俗作了比较研究,从微观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揭示纳西、藏民族这两个本土宗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了独到和有意义的探索。     

纳西族母系“衣度”的社会性质问题

滇、川接壤的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由于多种原因,解放前在封建制度下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残余。当时,这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衣度”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有些同志曾将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定名为“母系家庭”。《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刊载的《论纳西族的母系“衣杜”》(以下简称《论“衣杜”》,按,“衣度”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

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厘清旅游和民族三交的关系层次对旅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交互范畴的拓展价值。旅游和民族三交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内涵、关系逻辑和关系形态,旅游者异地构建“族际互动”促发多元主体身心发展和族际团结进步是其关系内涵;核心吸引、过程推进、场域支撑和人本理性构成多层次关系互动逻辑;族际主体间围绕族群文化和族际共有文化构建起旅游业态和日常民族三交的符号交互系统。文章据此提出了旅游与民族三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提供借鉴。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关系为纽带联结形成的关系性存在,体现为相关人群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凝聚彼此的内生情感关系,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关系理性、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推动各民族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关系,体现在：社会交往培植关系理性、文化交流增进价值共识、情感交融厚植情感归属。坚持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对于增进共同性、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认同

宗教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民族间宗教认同的相似度越高,其民族的同源性就越强.通过比较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在传说、典籍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发现他们的宗教信仰非常相似,都表现为洪水神话、蛇生始祖的民族起源说和鸟神崇拜,可见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在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源上具有一脉相承性.     

东巴教与苯教“卵生说”的比较

东巴教是生活在滇西北的纳西族的一种固有宗教,在民间很有影响.它虽然没有寺院、僧伽组织,却拥有用象形文书写的数万卷经典.在东巴教的一些重要的经典,如《创世纪》、《黑白战争》、《什罗祖师传略》、《超荐寿星美令东主》等经典中,谈及宇宙起源时,都讲述了人和神都出自于卵,我们姑且称之为“卵生说”.东巴教的这种卵生说似乎与藏族苯教的卵生宇宙起源学说有关.藏族的传统宗教——苯教既有卵生宇宙起源学说,也有其他的宇宙起源学说,但卵生说作为苯教的一种重要的宇宙起源说,是众所公认的.下面我们选东巴教的两个卵生说与苯教卵生说作一比较,看看它们之间究竞存在着何种关系.     

探寻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之“道”与“路”——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思考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但是这一学科的定位、学科的建设在学界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民族政治学不应该是将政治学的概念、范畴简单转换并套用于民族学，而是应该将民族理论的既有研究范式、成果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称呼更为确切。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从政治哲学角度，应该聚焦于民族政治文明等价值、理念，研究民族政治之“道”；从政治科学角度，应该聚焦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政策、方法，研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之“路”，总体上，应以“道”为本，“道”“路”结合。本文将以族格、民族政治身份、民族精神共同体等创新性概念做出示例性探讨。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洁食文化——解读饮食禁忌及其伦理思想

犹大教和伊斯兰教以“洁”与“不洁”为原则发展出一套饮食禁忌.其包括“物”、“人”和“法”三个层面.两教都禁食猪、血、自死动物和非经礼定屠宰法屠宰的动物,不吃凶猛、丑陋和肮脏的动物.屠宰须符合宗教要求,采用割喉法,不容许电击或勒死.两教饮食禁忌有共同的、古老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起源.犹太教饮食禁忌体现的是其宗教所追求的“秩序”而非混乱的哲学,而伊斯兰教则追求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     

沙陀族历史杂探

有关沙陀都督府、沙陀族共同体、沙陀族姓等问题 ,学术界向来说法颇多 ,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本文依据史料认为 :唐初西域地区并无沙陀都督府建制 ;构成沙陀族共同体的基础是“沙陀三部落” ,不能把早期的沙陀突厥与尔后的沙陀族视为一体 ;沙陀族除沙陀三部落外还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 ,学术界过去只将李、刘、石三姓视为沙陀族姓与史实不符。沙陀族姓是沙陀族共同体丰富内涵的真实反映     

2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发展演变及“本土化”诠释

在历史上,哈萨克族是由古代欧亚草原上众多部落和部族及其后裔经过长期错综复杂的交往和融合形成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哈萨克族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最终由一个独立的民族演变成为地跨中俄两国的跨境民族。关于哈萨克族成为跨境民族之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的发展演变及"本土化"的探析,是近代哈萨克族宗教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源自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建构。国家领土范围的确定性和生活在领土上的人民的非均质性 ,是族际政治存在的既定前提。探索不同种族文化集团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和睦相处 ,讨论如何公正地对待各个群体和个人 ,正确处理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关系 ,求同存异 ,在共同接受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是族际政治的目标和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

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可将其划分为“潜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在民族诸要素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故可视为“潜民族”。“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认知，即民族认同问题。由于民族是人类相互隔绝的产物，而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认同的完成也有个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因此，一般说来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那里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的必备特征。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阶段有两种途径：由“潜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顺序型发展进程；“潜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跨越型发展进程。后者是一种非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名义的假借现象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和”与“合”：论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看,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既有边界,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联系的重要概念。两者在概念、价值理念上有所差异。同时,两者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民族团结的“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形成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高级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高一级的团结层次,对民族团结有着更大的制约性和更强的影响力。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与“合”相统一,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一种深化,从而在民族政策上的一种反映。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要以“合”为引领,坚持一体的主线和方向;要以“和”为基础,在实现民族团结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W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僳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

“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吴国富（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他佬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地佬族自治县境内，少部分散居在宜州市庆远镇、流河乡、矮山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柳城县古等、忻城县马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