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民族研究学界长期认为 ,中文“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 ,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 ,这一通行多年且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根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民族”作为名词形式应用于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的一些例证 ,证明了“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 19世纪 30年代。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 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 ,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是 ,“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nos和nation等词语 ,这些著作对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相关理论 ,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民族”一词不属于“现代汉语的中 -日 -欧外来词”。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当代国际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HosseinNasr)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上,对伊斯兰教哲学与东西方哲学精神经过长期探索后,体认到“现代主义”观念对传统伊斯兰教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从而提出“圣道伊斯兰教”观的宗教哲学概念。他并因此以及对传统苏菲思想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挖掘和阐释而在伊斯兰教学者和西方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深刻的伊斯兰教“文化自觉”意义、和谐理念等积极因素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他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国内尚无评介与探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作了述评:1.纳斯尔其人其学;2.“圣道伊斯兰教”观;3.对“圣道伊斯兰教”观的一些思考。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 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早已析解，宗族部族组织已经形成，由同姓、异姓，甚至不同民族的宗族、家族、家庭形成了部族或地区性的行政组织，都已发展到家族一宗族奴隶制阶段。这与形成周公、孔子思想的夏商周的家族一宗族奴隶制相比，在本质上是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内部结构机制发展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饥似渴地吸取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宗旨，是他们处理好宗族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依靠宗族统治部族国家的思想武器，也是他们发展壮大走向中原的法宝。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

唐代赋役令中对“蕃胡”征收货币税并非因为“商胡”的经营性质 ,税银羊的对象主要也不是“商胡”。内附“蕃胡”或诸国内附“蕃胡”主要指居于北方境内从事畜牧业的各少数民族 ;赋役令规定的税额是隶于正州县与羁縻州的“蕃族”普遍遵循的原则 ,剑南地区“夷獠户”也按半输的税额纳税 ,但并非所有羁縻州都承担赋役 ,仅限于与唐有较强依附关系的已“同编户”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对不同形式附唐或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起征赋税时间上给予优惠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的起源 ,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从日文中借引过来的。梁氏 1 899年所著之《东籍月旦》中 ,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 ,这是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中国古代虽有“族类”、“邦族”、“国族”、“部族”、“种族”等词语 ,但汉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 1 882年王韬所著之《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 ,汉语“民族”一词的出现时间为 1 9世纪后半叶 ,而其普遍使用是 1 90 3年梁启超将瑞…     

"夸父逐日"的仪式结构及其文化内涵

夸父逐日神话中的“入日”与甲骨文中的“入日”一样,都是关于太阳崇拜的祭祀仪式。这种仪式有比较固定的行事日期和祭祀场所,带有测度日影的早期天文学观察性质。夸父之“杖”及由此变化而成之“邓林”,则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圭表”的神圣化。从操蛇之神夸父与舜帝的关系来看,夸父神话为早商民族的神话。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族教分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族—教”关系

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时常相互交融,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是区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标尺,民族与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观的模糊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等现象具有浓厚的“反世俗化”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因此,必须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区分,培育信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积极推进“族教分离”.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也谈"消经"《开以达尼》

本文就近些年来国内一些研究伊斯兰教和“消经”的学者对广泛流传于西北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教法经“消经”《开以达尼》的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持之有理的原则,根据“消经”《开以达尼》塔什干原版本和调查资料,对它的作者、著述时间、印书地点、内容、翻译和版本等相关性的问题,以及它与回族穆斯林创造的拼音文字———“消经”的关系和意义进行考证和阐释,以期澄清此经典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略论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

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是深受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双重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爱”和“敬”为主要道德规范的夫妇之伦,以“慈”与“孝”为主要内容的父子之伦,以“宽”与“忍”为核心的兄弟之伦。作为调整回族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在指导、规范和协调回族穆斯林家庭内部成员的日常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中的某些尊卑等级观念和封建孝道思想则有其明显的消极影响。     

刍析纳西族东巴教中的"东巴"一词

刍析纳西族东巴教中的“东巴”一词@拉巴次仁$《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