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了更好地发挥土司研究在各地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由遵义市政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和贵州省文物局主办的“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5月16-18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共遵义市汇川区委、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和遵义市汇川区政协承办，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协办。研讨会的主题为“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价值”。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时期播州筑城活动的国家认同构建

播州为今贵州省遵义地区古代称,《太平寰宇记》载"播州播川郡,今理遵义县,按郡地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地",播州自唐讫明计700余年。唐宋以来,中央朝廷在播州建立了羁縻州制,实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播州渐被纳入了国家管辖体系之内。杨氏土酋作为边疆代管者,促进了边区民族的"内地化",以州县治所为地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和场所,并服从征调,内修政治,发展经济,"务农寓兵",奠定了播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渐同于中原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     

将军洞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内有一古老的天然溶洞,当地称为“将军洞”。《长乐县志》载: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世袭五峰司长官张应龙奉朝廷之命,征播州土司杨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道教在明代永顺土司的兴盛及成因

明代是永顺土司极力崇道可以从广建道教庙宇、在名字中添加具有道教因素的字号和道号、丧葬习俗以及民间传说等方面得以表现。究其原因,这与明代统治者尊崇道教、永顺土司区浓厚的"巫"文化传统和永顺土司短命的社会现实等背景紧密关联。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使道教在永顺土司区的兴盛,使其成为永顺土司彭氏家族赖以维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为,维护了永顺土司统治政权的稳固。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明代永顺土司的婚姻习俗及其特点——以湖南永顺老司城碑刻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明代永顺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明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求得自身地方权力的巩固和稳定,联姻成为永顺彭氏家族势力扩展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基于建构权力网络的需要,永顺土司形成了土司等级内婚、姑舅表婚、同姓为婚三种特殊婚俗.尤其是永顺土司为应对局势变化在婚姻对象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凸显出土司婚姻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征,且围绕着政治婚姻特点又派生出婚姻交换圈的有限性、女性不拘辈分、成婚年龄小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高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土司婚姻是多种社会关系综合与权利平衡的结果,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创造行为.     

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

我国土司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建立土司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从土司含义与土司类型出发,初步探讨了土司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主要内容、核心层面以及现代意识,并据此对土司学的重要研究时象--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土司学的创建,对我国土司、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以及微型社区的现代土司现象的多学科理论交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国外的土司现象与酋邦研究也具有参考作用.     

时势造学:土司残留时期的中国土司学——1908～195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源

1908-1959年土司残留时期,土司学本体胚胎结构已经形成,多学科介入趋势明显,立足于“东北-西南弧线形”土司文化残留带之上的土司学在该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对于我们深入发掘中国土司学史以及有效介入民国土司研究具有一定启示的作用.     

建构与再造: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研究

土司承袭关系到土司政权的稳定以及中央政府对土司政权的有效管理,也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以"建构与再造"为主线,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内容及其特点,展示了明代各朝在土司承袭过程中,为了防止作弊假冒,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土司承袭制度,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进而确保土司政治稳定,以体现中央政府在土司政权中的威望。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永顺老司城遗址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终跻身于申报世界遗产行列,经历了长达五十三年的准备期。老司城遗址申遗个案表明：土司遗产走向申遗,主要是能够揭示价值、凸显价值、宣传价值和肯定价值。申遗准备的周期可以缩短,关键是要有效地整合地方考古、高校调研、权威媒体报道、大型会议肯定和政府的决心等五大优势。     

Literature Review of Bozhou Tusi Studies (2001-2013)

Based on the topic of the “Bozhou Tusi”, we obtained 35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journals from the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 2001 -2013 )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and make so...     

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问题

土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问题是"以夷制夷"。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土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植是支撑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研究中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