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绩效期望落差对制造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绩效期望落差越大,企业面临的效率威胁越严重,越可能为改善业绩而进入房地产行业;绩效期望落差对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强度,与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和企业持有土地没有显著差异;民营和现金流权比例高的控股股东,对绩效期望落差带来的效率威胁更敏感,更可能通过进入房地产行业,以缓解绩效期望落差带来的效率威胁,导致绩效期望落差对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更强;企业冗余资源越多,进入房地产行业越可行,绩效期望落差对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越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程度也有正向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CEO继任特征与公司业绩变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择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营业利润率、总资产净利润率作为评价公司业绩的指标,以CEO非常规变更、CEO外部继任、CEO是否受控股股东控制、CEO变更公告的时间以及继任CEO的年龄刻画CEO的继任特征,采用OLS与Logist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3个指标在CEO变更期间的变化与CEO继任特征的相关性.研究表明,CEO变更期间的业绩变化与外部继任显著正相关,变更当年的业绩变化与CEO下半年变更显著负相关,公司业绩变化与控股股东对CEO控制倾向正相关,CEO的非常规变更并未带来上市公司业绩的显著提高.     

行业竞争期望与组织战略背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组织如何在合法性压力的趋同和竞争压力的差异化中做出选择,一直是战略研究关注的焦点。战略选择理论虽然突破新制度理论的约束,强调组织通过自身主动性战略来应对制度同形压力,但并未凸显导致组织战略背离的深层次诱因。本文从期望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出发,探讨行业竞争期望对战略背离的影响,分析组织外部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竞争性)与内部资源(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和组织冗余)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行业竞争期望时,组织为扭转行业竞争劣势的局面,会实施偏离行业既定水平的战略突破,即随着行业竞争期望落差的扩大,组织战略背离的程度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行业竞争期望落差与战略背离之间的关系,而行业竞争程度、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和组织冗余则会强化上述关系。本研究从行业竞争期望的视角透析组织战略背离的决策动机及影响机制,扩展了战略背离的微观机制分析。     

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偏离与营销战略风格——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营销战略风格的激进或保守与公司治理因素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营销战略风格如何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说明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卷入高风险的营销战略;(2)过度激进的营销战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是将显著损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潜力(做强)。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和营销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CEO继任、业绩偏离度和公司研发投入——基于战略变革方向的视角

在CEO变更的情境下,董事会对新任CEO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督与考核,这使新任CEO面临着离任威胁进而产生"速胜"的动机,影响了新任CEO继任后在战略变革方向上的选择。本文将研发投入作为公司战略变革方向的维度,以2006-2012年1884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PSM模型、普通OLS回归以及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业绩偏离度对CEO继任和公司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继任对公司的研发投入具有负效应;公司行业业绩偏离度由于提高了董事会的监督强度,强化了新任CEO追求"速胜"的动机进而增强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公司历史业绩偏离度由于使董事会将不良业绩归因于前任CEO而降低了新任CEO的离职威胁并弱化了新任CEO"速胜"的动机进而减弱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本文深化了CEO继任对战略变革影响的研究,同时丰富了CEO遴选过程的研究,对公司在CEO继任情境下科学确立战略导向、确保研发投入以提升长远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增发与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公司作为行为主体的股票增发和以控股股东作为行为主体的掏空与支持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选取2004-2008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增发前后上市公司业绩变化、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变化以及上市公司业绩变化与控股股东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支持与掏空行为和上市公司实施增发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控股股东会倾向于在增发之前运用支持手段促进上市公司增发得以顺利实施,而在增发成功之后倾向于实施掏空行为,并且控股股东的这种支持与掏空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有着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从上市公司增发的角度对掏空与支持行为并存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