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环境伦理与前瞻型环境战略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环境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有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企业环境战略行为,但忽视了企业环境行为自我规范的作用以及管理者自身的道德动机、环境领导力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和领导力理论,探讨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环境伦理和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建立一个从“被动”环境行为自我规范到“主动”实施环境战略的中介和调节模型。通过对环保压力较大的227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应用SPSS和Mplus统计分析软件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利益相关者通过企业环境伦理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作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环境伦理和前瞻型环境战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环境伦理正向影响前瞻型环境战略,且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与前瞻型环境战略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管理者道德动机正向调节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环境伦理的影响;环境领导力正向调节企业环境伦理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竞争优势期望正向调节利益相关者压力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 研究结论丰富了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和领导力理论,扩展了对企业环境伦理和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从管理者道德动机、环境领导力和竞争优势期望的视角为企业实施环境战略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案;激励企业管理者将环境问题视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而非威胁,积极应对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压力,提高环境领导力;为企业有效实施环境战略、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消费者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演化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创新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异质偏好有可能成为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消费者异质需求视角，运用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创新态度、创新偏好和可支配资金的异质企业主体，以及对产品价格、质量、环境属性具有不同偏好的异质消费者主体，模拟消费者产品选择及企业环境创新过程，并通过个体消费者异质需求的变化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索绿色需求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及演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异质偏好影响企业环境创新绩效；虽然短期内环境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绩效，但当绿色需求水平较高时，环境创新引起市场结构变化，环境创新企业通过先动优势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由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与绿色需求水平显著相关，为推动企业环境创新，政府在采取必要的激励或补贴政策的同时，更应引导消费者重视产品环境属性，以推动企业持续的环境创新行为。以上研究对于揭示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政府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西方企业绿色管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利益相关者压力、解决环境问题的资源可利用程度、组织管理范式中的生态价值观等因素，企业会采取从反应型到主动型的环境响应行为。西方绿色管理研究指出，主动型绿色管理活动不仅有助于降低其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管理作为企业总体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还可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本文回顾了西方已有绿色管理研究成果，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改善我国环境监管有效性和提高企业绿色管理水平提供借鉴。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研究

从自然资源基础观出发,研究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提出前瞻型环境战略会通过影响绿色核心能力、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过程创新,进而对企业绿色形象产生积极影响,并创建了相关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前瞻型环境战略会提升企业绿色形象,绿色核心能力与绿色创新在前瞻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绿色形象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另外,对比了提升企业绿色形象的不同路径,为企业构建高区分度的企业形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多重制度压力下"战略柔性-环境伦理"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路径的影响北大核心

针对绿色创新过程中企业对制度压力的异质化响应机理不明的研究缺口,本文通过模糊集质性比较研究方法(fsQCA)进行条件组合,识别了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制度压力-战略柔性-环境伦理"的四种匹配路径类型:被动求生型、趋利避害型、认同应变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研究发现,在趋利避害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中,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互补型联动匹配可响应甚至替代制度压力.在认同应变型路径中,环境伦理可促使企业认同规范压力,并通过与战略柔性的互补联动匹配响应规范压力.在被动求生型绿色创新路径中,规范压力可替代环境伦理和战略柔性,直接促发企业绿色创新.结论揭示了制度压力、战略柔性和环境伦理三者内部及彼此间的联动匹配关系,对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具有理论意义,且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和政府政策制定.     

环境承诺为什么演变为漂绿:基于企业绿色过程模型的解释

现有对于漂绿成因的研究,都没有将企业绿色管理看作一个多环节的过程,因而将漂绿看作一种单纯的企业欺骗行为。笔者从企业绿色过程视角出发,建立了包含"承诺动力、实施能力、实施动力"三个维度的企业绿色过程模型,对企业走向绿色过程中的八种状态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发现实施能力不足、实施动力不足都可能引发漂绿,并用该框架分析了两个实例。     

基于公司网站的绿色管理信息披露——对在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实证分析

企业为获取环境合法性必须向外界披露绿色管理信息,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观察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行为,只能通过企业提供的信息评价其环境绩效。本文实证分析了在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通过公司网站进行的绿色管理信息披露,发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在环境管理信息披露水平上存在差异,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在目前我国企业提高基于网站的环境管理信息披露能力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企业有可能利用绿色管理信息披露进行绿色形象塑造。     

管理认知与动态环境下企业竞争优势:万和集团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思想,探讨动态环境下,高层管理者管理认知在企业获取并保持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建立包括环境变化、管理认知、战略行为、组织能力演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利用访谈、内部文本、外部文献等多重数据建立质性研究资料库;在质性资料基础上构建案例企业环境、认知、战略行为与组织能力的因果图;利用因果图,通过案例分析考察万和集团在动态环境下的管理认知、战略行为和组织能力.以此验证所提出的研究命题并得出结论:动态环境下,高层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其管理认知对企业战略行为与组织能力演化有直接和关键性的影响.随后,论文延申探讨了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战略决策的途径和动态能力研究中高层管理者的作用.     

企业绿色文化建设的战略反思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绿色文化建设重"硬技术环境",轻"软管理环境"的误区和危害,提出从战略层面对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进行反思,主张企业从节约资源入手,通过实施绿色管理实现节约资源和提升效益的目标,让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模拟

环境技术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两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为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环境税应以诱导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为重要目的。 关于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情景假设、研究样本、分析方法和实验模型,取得了并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环境税可以激励企业实施环境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机制,使企业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另一方面,环境税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见,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演化的过程,单纯依靠实证或数理方法难以全面认识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 基于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将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研究置于复杂多变的动态市场环境,在识别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键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将微观个体的特征、行为和规则描述为个体与环境的函数,进而构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动态仿真模型,运用计算机系统模拟不同消费者选择、产品竞争和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演化过程,探索环境税征收时机及强度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市场机制、产品竞争和环境税的协同作用下,当可替代环境创新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时,较高的环境税能够推动企业采纳环境创新技术,并实现减排和增效的目标,促使产业向绿色经济方向发展;同时环境税政策的实施时机对于产业向环境创新技术方向演化起关键作用,这与环境创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之,较低的环境税情景下,可能出现企业花钱买污染的状况,与环境税初衷背道而驰。 本模型同时可以作为环境税设计的参考工具,通过改变模拟参数,观察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及其绩效的演化。     

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下考虑政府监管与公众监督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问题,特别是企业不当的环境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已成为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能够驱动污染企业积极实施绿色环境行为,基于此文章引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致立于驱动企业环境行为朝着理想的状态演化,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条件,构建了政府、污染企业与公众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三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况下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演化稳定策略,探索第三方国际环境介入下的三方决策主体的演化路径和规律,进一步揭示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价值。最后,通过仿真分析研究影响三主体最终策略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政府策略选择对企业是否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公众是否参与监督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具有引导作用,公众是否监督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影响企业是否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政府、企业与公众三主体的最终策略选择不仅与各主体的初始参与比例有关,同时与其余参数的初始值有关。在不同背景下,政府、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理性决策和策略选择,使得三方博弈主体的行为选择能够朝着理想方向演化联合有效遏制企业不当的环境行为,为企业绿色环境行为的积极实施提供相应的参考。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

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环保政策工具既是对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有益补充,也可能在企业层面引致更加复杂的环保行为响应,企业“减规模”抑或“增绿色”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基于2011-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在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环保行为响应。研究发现：各类环保政策工具的“增绿色”属性突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均引致企业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增绿色”响应;环保补助则带来企业以环保支出为主的“增绿色”响应;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两种政策工具并不相容,互相阻滞了对环保支出的激励效应;宽松的融资约束和富有的企业家精神将放大排污收费的“增绿色”效果,而环保补助对引导融资约束下的“增绿色”响应更加有效。本文结论启示环保部门需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后果,合理进行工具组合,并面向不同特征企业精准施策。     

企业环境研发、产品差异化与政府环境管制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实施环境管制政策是政府控制企业碳排放量的重要手段。基于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差异化竞争假设,建立了企业环境研发策略(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和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与政府环境管制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各阶段均衡解,比较了不同环境研发策略下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及碳减排量)、政策环境管制水平及国家福利。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研发投入越多,政府最优碳排放税越低;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越大,政府最优排放税越高,企业越致力于环境研发。对关键参数赋值和模拟后进一步发现,总体而言,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要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但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缩小和环境研发溢出程度的降低,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的程度也在缩小。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为外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产品策略选择和环境研发策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的定价策略研究

从微观低碳经济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企业在碳限额政策,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以及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进行绿色技术投入三种情形下的定价策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碳限额政策下,企业的最优定价和期望利润均不会大于在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和期望利润。(2)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最优定价低于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高于碳限额下的最优定价。此时,企业的最优定价主要取决于限额时的产品边际利润大小,企业的期望利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初始碳配额量;(3)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后的最优定价低于无限额下的最优定价,此时,企业最优定价主要取决于限额时的产品边际利润大小;(4)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适当的绿色技术投入能够增加生产企业期望利润。     

制造企业绿色采购实践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采购是企业开展环境管理实践的重要一环,它的有效实施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对275家企业的调研,采用因子分析法,并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识别出中国制造企业绿色采购实践和企业绩效评价的主因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对主因子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进行了结合我国实际的分析讨论,最后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正在解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实质上是市场机制下企业的自组织行为.基于此,本文剥离了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市场和企业互动关系的视角,从市场导向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和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三个角度,构建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模型.通过对我国东北地区302家企业的实证数据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并提出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导向因素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间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通过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产生影响;(2)市场导向因素和企业内部各因素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明晰了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