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国内外财政科技投入金融化运作比较——以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为例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充分利用创业风险投资等金融化运作手段,使有限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发挥杠杆效应,大大增强了对高科技产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笔者以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为重点,分析了国外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情况和国内3支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并进行比较,还对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及法律障碍

目的:分析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我国有限合伙型风险投资企业所面临的税收壁垒。方法:通过横向比较我国有限合伙型风险投资企业和公司型风险投资企业在税收方面所受到的法律规制的异同,分析具体法律条文和地方政策来探讨"在我国设立有限合伙型风险投资企业是否真的能达到减少课税的目的",分析我国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及法律障碍。结论:由于法律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不完善,法律与各地政策规定的不统一,有限合伙型企业税收政策优惠力度不大,当前在我国设立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优势还不明显,创立合伙型风险投资企业对于企业家们来说吸引力不大。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

企业减税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验分析税收优惠增加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详细的新增固定资产结构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资产结构越偏长期税收优惠越大。该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对资产偏长期和急需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助推作用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影响了企业"自购"或"租赁"固定资产的选择,显著地降低了其租赁的概率;其带来的额外税收优惠还起到类似"无息贷款效应",减轻了企业现金流压力,助推了经营绩效好但负债率较高的企业"自购"固定资产。然而,该政策的投资促进效应可持续性较弱,其作用也受制于企业融资实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税收政策的微观影响机制,识别出影响该政策效果发挥的具体因素,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税收政策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提供借鉴。     

国企改革怎样解决观念、机制和成本问题

据财政部统计,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2001年增加了6200多亿元,平均年增长34%。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近日表示,2006年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措施包括继续做好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组织实施政策性关闭、中央企业主辅分离以及开展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等工作。财政部还将进一步完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通过实行增值税转型、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完善税收抵扣、减免和加速折旧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职工技术培训和设备更新改造的力度。通过制定实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生产模式。     

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实施效果评估——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的分析

定量评估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实施效果,对于构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费政策体系和发挥财税政策调节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库,测算了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后,受惠小微企业数量与税收优惠规模,并评估起征点调整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到10万元,约有94.7%的小微企业不用缴纳增值税,即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约为586.4万,税收优惠规模约为1590亿元。提高起征点新增就业284.05万人,相当于投入5.60万元增加一个就业,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就业的成本。进一步测算表明,新增就业人口将创造2287亿财富,是2018年GDP的0.25%。最后,起征点提高后,临界值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加剧,本文建议将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这样约有346.09万小微企业获得优惠,税收优惠规模为1661亿。不仅会缓解起征点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而且把月销售额大于10万的小微企业纳入减税体系,有利于完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评价事关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效率和精准性,并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探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差异明显,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政策目标的激励效应也具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献中提出的"有正向激励效应与无激励效应"的理论争议。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必须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性。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来说,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应确保政策的差异化:在激励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时,应根据该领域或产业的特殊性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应明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同的激励目标,并从反映激励效应的财务数据着手,明确具体的激励目标,如提高盈利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企业投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