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染效应的识别与度量——基于改进MIS-DCC的分析

论文对MS-DCC和IS-DCC提出改进,构建了Markov独立转换的动态条件相关(MISDCC)分析框架,使其兼具算法估计和传染分析的优越性,进而考察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主要证券市场间的传染效应． 改进模型内生地刻画出了传染的不同区间,避免了将考察期武断地分割为危机前、后的误区． 阐明了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当前开放市场间的传染是系统性的,应对危机需要各国的协调配合． 证据显示美国及其他有关国家贻误了应对次贷危机的时机． 危机期市场中的信息更加复杂,以至于市场在各机制间较为频繁地转换; 市场的条件和无条件相关可以借助机制变量进行更直观的描述．     

基于Google Trends注意力配置的金融传染渠道

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和不同金融市场联系的日趋紧密使得金融传染在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金融传染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致使金融危机传染渠道的确定成为金融传染问题研究的难点.文章首先引入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研究投资者的注意力对市场震荡的反馈,然后设计了一个非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市场间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在考虑了市场间的直接传染和基于注意力配置的间接传染因素下,研究了相依性情形下的金融传染的存在性问题.基于Google Trends搜索量,结合2007-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间的数据进行了丰富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相依性情形下,次贷危机在东亚三市场间存在显著的直接传染效应,同时,注意力配置作为一种间接传染渠道,在危机的传染中非常显著.     

隐Markov链驱动关联性和波动性的传染分析

本文将隐Markov链对波动性和相关性的驱动分析引入DCC多元GARCH,对波动和相关分析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进而考察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在主要证券市场间的传染性。研究发现,高波动高相关机制为联动性提供了一种直接的表述方式,且这一机制在危机期间处于支配地位;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具有传染性,传染期以区间的形式出现,且危机初期的市场在各机制间有较为频繁的转换,不可根据危机事件对样本进行武断地分割;同时,危机的传染在所考察的市场之间具有系统性,应对危机需要各国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另外,有证据显示美国次贷市场在2006年年中已显现出问题,有关国家贻误了深入分析和应对危机的时机。     

基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和时变多元GARCH模型(DCC-MGARCH),检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研究市场包括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股票市场。实证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各国金融市场间相关性显著上升,市场间影响程度更大、影响时间更长,存在金融传染效应;希腊是此次危机的传染源,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传染效应不明显;蔓延期中国股票市场也与欧洲市场存在联动性,但影响较为滞后。此外,研究发现直至2009年4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才基本消退。分析表明历年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较差的经济自愈能力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次贷危机中的传染机制研究和策略分析

本文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对造成违约蔓延的传染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传染机制的解释，一种是源于因果效应：即一个公司的违约导致其他有业务关系公司的财务困境；另一类解释源于信息效应：即当投资者得知某个违约时会产生对其它债务人信用的修正，从而导致一个传染风险溢价。本文在不同的传染机制下，提出了一个统计上非常有用的违约传染模型，此传染模型中的参数可以定量研究公司违约的传染效应，通过模型说明控制好违约的传染率可以有效的控制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且能够定量地给出控制策略。     

基于非参数时变Copula模型的美国次贷危机传染分析

金融危机传染分析是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对Copula变点检测方法进行推广,采用时变非参数阿基米德Copula模型检验金融危机传染的存在性及其变化趋势,以时变尾部相依系数的大小来度量危机传染程度,并结合系数的变化趋势和时间段对金融危机传染效应进行分析.最后选择全球六个主要股票市场指数和S&P500指数进行危机传染实证研究,得出次贷危机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染效应有所差别.     

金融危机前后的汇率波动特征

构建了基于马尔可夫转换—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MS-GARCH)模型的汇率波动模型,并实证研究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不同经济特征的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波动转换特征.结果表明:危机期间的突发事件、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央行干预政策以及国际利差交易行为是汇率波动状态转换的可能原因.本文为辨别金融危机期间汇市的周期变化,分析和预测市场走势,以及为央行干预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统计依据.     

对1993年主要西方货币汇率变动前景的预计

一1992年9月以来,西方外汇市场风潮迭起,各种货币间汇价频繁涨跌波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部的稳定性一再受到了猛烈冲击,以德国马克为一边,以其他成员国货币为另一边,彼此间汇价涨跌对比非常明显,有些原来确立的汇率下限经常被突破,且还波及与该汇率机制保持紧密联系的其他欧洲国家货币。各相关国家的金融当局采取了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和大幅度调高国内利率以阻止资金外流的行动,少数国家甚至还严格了外汇管制措施,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动荡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意大利里拉和英镑被迫先后退     

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风险的波及效应也日益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体系对各国产生的传染效应便是典型的表现之一。本文运用VAR系统的方法,提出了通过分析危机前后各国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变化、以及被传染国家对危机发源国的冲击响应的变化,来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新方法。并运用此方法,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分析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金融与货币合作得到东亚各国的普遍关注,东亚各国开始认识到他们需要一些为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而进行的协定或安排,以实现该地区的汇率稳定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因此,东亚国家在货币汇率上可能出现的冲突以及东亚各国间的"传染效应"使得东亚各国认识到了一个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零售信用组合的信用传染

利用复杂网络和流行过程理论,分析基于简单规则结构的信用传染、对均场依赖的信用传染以及信用传染中核心信用粒子与传染动态的关系.在简单规则网络的结构中,信用组合发生信用传染存在临界特征,当信用粒子被传染的概率高于临界值时,整个信用组合将被传染,信用网络发生的传染效应还受网络中节点状态、整个信用网络的均场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对均场依赖的信用传染中,信用传染存在对初始被传染密度、传染系数以及信用粒子恢复系数的依赖,并且传染过程也表现出依赖参数的临界特征.在信用传染中起核心传染作用的信用粒子,在整个组合演化中决定着非核心信用粒子被传染的规模.研究还发现信用传染过程对整个组合信用传染的均场依赖和对组合局部被传染密度的非线性依赖.研究为信用传染的压力测试提供理论支持.     

全球金融动荡与传染的系统思考

自从1997 年7 月泰铢大幅贬值以来, 一股波及全球的金融动荡至今未见终结, 而与此有关的各种讨论层出不穷. 这些研究对象主要定位于国家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 过份强调少数甚至个别因素的作用, 常常是孤立地、静止地针对个别国家经济状况变化与政策失误来阐明全球金融动荡与传染. 虽然这些讨论也涉及少量外界环境的变化, 但缺少对外界环境发生本质变化的认识, 缺少对各有关因素非线性综合作用的认识, 缺少从经济系统变大后的全球大系统的角度来认识, 缺少对全球经济间影响与传导机制产生本质变化的认识. 总之, 缺少系统性的认识. 本文阐明了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即时强关联的第4 个时代, 正在经历着9 个方面的本质变化. 传统经济系统中的环境已逐渐变成系统的一部分, 部分外生变量成为内生变量, 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系统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而是一个紧密相关的系统整体. 因此, 目前的监管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类大系统的管理, 这是导致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的本质. 本文指出了越是一体化, 单独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对本国的作用就越小, 而对它国的影响则越大, 越需要联合行动, 统一协调; 指出了重新构建全球新的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可能措施及所需考虑的问题.     

融合CDS网络的银行间信用风险传染模型研究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作为银行信用风险缓释的重要工具，也是信用风险传染的重要渠道。因此，考虑到CDS抑制效应与传染效应的双重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CDS网络交互作用的银行间信用风险传染模型，并运用计算实验与仿真模拟分析了在不同网络结构下银行网络信用风险传染与CDS网络抑制率，以及CDS网络信用风险抑制效应与银行网络传染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信用风险传染下银行网络和CDS网络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银行网络的信用风险传染阈值与CDS网络抑制率呈单调递增的正相关系。而且，与同质网络结构相比，异质网络结构下的银行网络信用风险传染阈值相对较小。（2）CDS网络的信用风险抑制阈值与银行网络传染率呈单调递增正相关关系。而且，与同质网络结构相比，异质网络结构下CDS网络的信用风险抑制阈值明显较大。（3）银行网络最终破产规模与CDS抑制率呈单调递减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异质网络结构下的银行破产规模要大于同质网络结构下的银行破产规模。（4）CDS网络破产规模与银行传染率呈单调递增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同质网络结构下的CDS网络破产规模大于异质网络结构下的CDS网络破产规模。     

债务网络、投资者行为与传染性风险:来自中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行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且复杂,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其他产业间的传播机理日益受到关注.利用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间的传染性风险测度结果,分别检验了行业间传染性风险的两大诱因:债务网络和投资者行为.结果表明,债务网络是传染性风险的主要诱因,在控制了债务关系后,行业间传染性风险显著降低;同时投资者行为对风险传染发生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尤其当投资者和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时,外部的负向冲击(使投资者形成对相关市场负面预期的冲击)会导致传染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大.研究结果不仅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同时也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以帮助更加有效地监管行业间传染性风险.     

资产结构与证券价格的非线性动态模型

根据真人被试的行为金融实验现象,本文构建了描述市场平均投资态度和股票价格的数学模型。首先利用离散动力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了模型的稳定性,然后根据金融市场稳定与否对传染效应进行界定。数值模拟发现,在中度传染效应区间内,存在最优传染效应,它能使股票价格以最快速度收敛至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资产结构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理性传染效应的作用下,当市场中满仓交易者数量与空仓交易者数量相当时,股价呈现小幅水平趋势波动;当满仓交易者数量远高于(低于)空仓交易者数量,股价呈现大幅下跌(上涨)趋势波动。     

外部冲击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风险传染性测度

利用基于极值理论的VAR模型和CD模型,在检验了银行业及房地产业个体机构风险水平的基础上,研究了2个行业内及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情况,并将房地产业与银行和其他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特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房地产业发生风险的概率较大,危机后房地产业和银行业之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加,并且银行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明显高于银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增强对风险传染的防控能力。     

基于协高阶矩检验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断向全面纵深推进，但有关这一进程中风险传染的研究却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以200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若干重大事件为节点，运用协高阶矩风险传染检验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状况及动态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更多发生在波动、偏度和峰度等高阶矩层面；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经历了上升—下跌—上升的非线性过程，其间，2006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正式进军国际市场和2018年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对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国(地区)资本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呈现聚集性，并在我国实施各类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前期更为显著；中国香港市场和日本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最为显著，而2018年A股正式成为全球配资标的后，美国市场对我国内地市场的影响跃居第一，美国市场的影响力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而日益凸显。     

基于核心-边缘网络的中国银行风险传染

采用核心-边缘网络刻画我国银行间市场的网络结构,结合各银行同业往来资产和负债信息构建风险传染模型,对单个银行倒闭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两种情况下的传染过程进行模拟.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但在所有银行中中国银行的风险传染程度最严重,应该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重视.同时,防范银行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在合理的资产价格水平下,外界冲击难以对银行系统的安全性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