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特质风险与公司投资行为选择——基于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视角

现有文献在探讨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大多基于线性相关性的假设,考察单一因素对企业投资率的定性影响。本文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重点研究企业投资行为与特质风险的关系,分析相关变量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幅度与特质风险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特质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表现为特质风险抑制投资,该抑制作用随特质风险、管理层持股比例递增,而随投入产出率、融资约束递减。间接影响表现为投入产出率促进投资,融资约束抑制投资,而特质风险的增加会减弱两者对投资的影响。本文不仅为理解我国不同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别提供了微观证据,还拓展并丰富了风险环境下传统因素影响投资决策的理论,对中国今后经济改革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MBO

以我国上市公司中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为样本,就我国管理层收购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数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这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0～7.50% 的范围内,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7.50%～33.35% 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而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 33.35% 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这一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单一性关系,对于我国有效地开展上市公司治理、合理地实施管理层收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高级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经营业绩:理论、经验与实践

将高级管理层持股和企业业绩相联系是西方企业管理体现激励制约机制和解决代理问题的一种通行做法。西方对高级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关系呈现出从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线形关系到目前的管理层持股内生性的发展。然而,我国就该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二者是否相关这样的基础问题上。本文为此对我国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认为管理层应适度持股以更好发挥持股的激励效应,但是强调应该尊重这种制度所具有的内生性特点。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与防范措施

当前我国企业间的收购行为多表现为非市场化操作，收购价格、管理层持股比例通常由当地政府和企业决定，这样就面临着巨大的政策风险，经常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本文为此在对经营管理层收购的相关理论之后，重点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资产流失的渠道及其原因，最后从多个方面给出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收购模式下国有资产流失的防范对策。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迎合投资一定非效率吗——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表明,在企业内在价值和最优投资水平不变的假设下,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导致的市场错误定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并导致企业投资决策的非效率化。本文在考虑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预期和行为决策影响的情况下,通过构建拓展的迎合投资决策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市场错误定价下的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研究表明,市场错误定价会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预期和行为决策,并由此导致企业内在价值和最优投资水平的变化,此情形下的企业迎合投资决策并非无效。     

市场非有效与公司投机及过度融资

构建了一个模型,讨论非有效的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过度融资与短期实业投机行为的影响.并针对具体因素采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非有效市场对管理层投机程度的影响及其经济意义.发现:公司管理层会在真实内在价值的实业投资和短期投机之间权衡.1)当实业投资回报比较高时,即使市场非有效程度比较高,公司管理层也不会采取投机活动;当实业竞争激烈,收益相对于投机过低时,会选择短期投机.2)当多余的融资大到某种程度时,会影响公司管理者投资行为,他们会花一部分功夫去迎合外部投资者,而且在迎合上所下的功夫随着多余的融资的增大而增大.     

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

本文以我国2005-2009年间A股市场补充与更正报告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项目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为因变量,采用配对样本分析的Logit回归方法研究了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领导权结构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影响,然而管理层持股的利益协同效应(堑壕效应)在两职分离(两职合一)的公司中更容易得到发挥。本研究发展了财务重述、管理层持股以及领导权结构的研究内容,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防范会计错报提供了相应的思路。     

税制改革与利润跨期转移——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

税制改革引起的利润跨期转移是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通过财务报表数据间接测度利润转移程度,此种做法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会计与税收之间的一致性。然而,现实中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制之间往往存在差异,而且通过"账税差异"账户进行的利润转移不易受到财务报告成本的影响,因而通过"账税差异"账户反映或达成的利润转移也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鉴于此,基于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改革,本文通过考察公司的"账税差异"检验税制改革引起的利润跨期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两个角度检验利润跨期转移的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税制改革前,相较于税率不变公司,税率降低公司存在明显的利润推迟行为,而税率提高公司利润跨期转移行为不明显;税率降低公司中,利润推迟行为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明显;另外,税率降低公司中,与管理层未持股公司相比,管理层持股公司的利润推迟行为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提供了税制改革引起的利润转移方面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丰富了从代理问题与激励契约视角研究避税动机利润转移的学术文献。     

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管理层之外的重要人力资源——员工为研究主体,考察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且在考虑内生性、测试回归模型敏感性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利益绑定"功能,提升了员工在创新过程中的个人努力、团队协作和稳定性,提高了创新效率。进一步地,基于员工特征的拓展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员工、高学历员工较多或员工薪酬水平较高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更强;基于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设计的拓展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员工持股,而非管理层持股;非杠杆型、购买折价高、锁定期长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更强;员工持股计划持股人数的扩大可能引发"搭便车"问题,不利于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员工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拓展了以员工为主体的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对完善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设计与促进本土企业转型升级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小板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本文以2008～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对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经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三次方关系;关键管理人持股与公司绩效也呈三次方关系;管理层持股强度和管理层持股人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管理层及关键管理人合理持股可以有效提升公司业绩。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     

资产结构、资产效率与企业价值

在委托代理模型和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股东最大化剩余推导了生产效率参数的求解方法。以此为基础,主要研究了资产结构与资产效率、资产效率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利用1999-2006年期间存在管理层持股745个企业年数据,发现在资产结构与资产效率、资产效率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倒U型"规律,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存在正U型关系。因此可以得出资产结构能够影响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的结论。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职工持股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的实证分析

采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探讨,提出了职工持股影响职工心理行为反应过程的理论模型,并以实行职工持股改制的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从持股职工个体的心理行为角度分析职工持股的效果,实证检验了心理所有权相关变量的作用关系,对于分析和理解我国国有企业实行职工持股改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