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控制大股东侵占与企业投融资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控制大股东不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的现实背景,借鉴动态公司财务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在理论上构建基于控制大股东侵占并内生化了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破产成本、税收因素的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模型,探索控制大股东侵占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作用机理。通过设定合理范围的参数,使用Matlab工具对模型进行具体的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会导致企业的投资时机和违约时机提前,并引发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与积极的控制大股东相比,消极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扭曲作用更大。加强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鼓励或者诱使控制大股东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是改善控制大股东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的有效路径。     

公司治理环境、资产配置偏好与利益侵占

本文从资产结构视角将大股东资金侵占与投资行为问题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降低了大股东流动资产侵占的比例;投资水平、投资收益率越大抑制了大股东侵占流动资产的动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第一大持股比例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为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大股东代理问题。     

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考虑到我国普遍存在大股东集中持股的客观现实,基于大股东"掏空"动机,区分大股东间"监督"与"合谋"两种不同关系,本文构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理论模型,并结合该模型的理论涵义推演出研究假设.以1999-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都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此外,当公司的终极控制为国有性质的时候,内部董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更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则更少.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理论预期.表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能够揭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同时印证了模型构建的正确性.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结构对审计师变更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年到2003年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审计师变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概率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2）上一年度“不清洁”审计意见的严厉程度越高．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3）其它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的减少．大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的增强会显著降低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为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增加大股东相互制衡能力来改善独立审计执业环境。保证其监督机制作用的改革思路提供了实证证据。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究竟会导致大股东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并降低其掏空动机,还是更有能力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呢?为此,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深入理解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CEO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信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信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公司业绩等6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年龄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分离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年龄.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政治视角的CEO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合理制定CEO薪酬,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本文基于政治视角--CEO是否是政府指定,以西北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了可能影响西北上市公司CEO薪酬的不同变量,着重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家股、两职分离和CEO是否是政府指定第7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股、两职分离、CEO是政府是指定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两职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