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考虑第一大股东监管行为选择和股权制衡对第一大股东行为所施加的约束,扩展了La Porta等提出的关于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分析模型。新的模型将大股东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正负作用以及不同股权结构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置于统一框架中,运用数学推理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得出企业股权结构对于公司价值影响的一系列命题。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价值与非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的集中度和法律环境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程度正相关;在无进一步假设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无确定性的单调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其对第一大股东的有效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现有的众多实证研究结果与上述理论推断的结论基本吻合。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基于政治视角的CEO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合理制定CEO薪酬,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本文基于政治视角--CEO是否是政府指定,以西北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了可能影响西北上市公司CEO薪酬的不同变量,着重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家股、两职分离和CEO是否是政府指定第7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股、两职分离、CEO是政府是指定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两职分离.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重要股东市场行为引导下的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

重要股东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还因其影响公司成长、与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而倍受证券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存在增减持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成长性指标,通过对重要股东增减持股票与公司成长性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其市场行为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的催化作用。实证结论显示:重要股东增持总会强化利益趋同、减持强化壕沟防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壕沟防守效应越明显,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趋同效应越明显,体现了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的平衡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公司价值: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计量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并考察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作者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非线性曲线关系.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

代理成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王志东神话

从新浪的招股说明书中了解到，新浪上市后的第一大股东为华登投资公司，持股13．3％；第二大股东为四通公司，持股10％；王志东本人以6．3％的权益排名第四，较之第三大股东戴尔公司仅为0．1％之差。     

CEO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信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信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公司业绩等6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年龄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分离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年龄.     

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研究

控制权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逐渐转变为流通股,但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仍具有优势掌握控制权。本文以2005年深、沪两市116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10指数)、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指出若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则治理的效果更差。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行业特征--来自冶金、医药、机械与IT行业的实证证据

冶金与医药行业第一大股东提高了业绩,冶金行业业绩明显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医药第二大至第三大持股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第二大至第三大股东抑制了第一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机械行业业绩,第一大持股与其负相关,第二至第十大与其正相关.前十大股东中具有信托投资公司的上市公司,关联资金占用显著高.IT行业,业绩与生产性股东个数显著正相关,与固定资产投资负相关.业绩与股份法人类别的相关性符号是:国家股与境内发起法人股之和,冶金与医药,显著为正,机械行业为负;募集法人股,机械行业显著为正,冶金为负;流通股,冶金与医药为负,但IT为正.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经验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条件、产业演进阶段及独特的股东结构建立了资本结构的三个研究假说并对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股权融资与负债之间既有“互补作用”,又有“替代作用”;产业演进和公司战略对长期借款和贸易应付款有显著影响,对短期借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国有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负债期限几乎没有影响,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短期借款率和总负债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股权再融资与大股东控制的“隧道效应”——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再解释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再融资偏好,现有的研究往往把股权再融资偏好主要归因于融资成本、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本文以1998￣2002年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3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隧道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凭借对上市公司的超强控制能力,掌握一切可能的利益制造机会和利益输送机制,以中小股东“输血式”的资本供给为代价,加速其资本积累和增值过程,从而形成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再融资特征。     

政府干预、机构持股与公司业绩

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二元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改革的必然之路,文章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首先从机构持股比例和持股的机构数量两方面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持股机构数目越多,公司绩效越好,而在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一组,得到了相反的结论。然后,创造性地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所持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且,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股改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