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偏好与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关系研究

  上市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被很多新闻媒体当作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大量上市企业未披露实际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偏好对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为样本，从负面偏好的坏消息过度反应和事物类别诊断两个层面分别探究中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来，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主要外部利益相关方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Probit和OLS回归估计方法，检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监管机构、诉讼相关方、审计师和投资者4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数量与负面后果程度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对于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而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更易引起负面后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监管机制对此没有构成有效的威慑；②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过度反应对企业有实质性影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显著引起监管处罚、诉讼仲裁、非正常审计师变更和负面市场反应；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充分程度与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能够削弱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后果；④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负面后果的削弱作用。         负面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内生动力，催生上市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更多隐瞒和不充分披露，即“劣币驱逐良币”。研究结论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     

信息视角下基于异质信念的股票波动性价值研究

 经典金融学理论通常将波动性视为构成股票流动性价值的因素之一，认为股票价格波动会为市场参与者带来风险，却鲜少将其作为独立的影响因素引入资产定价模型，关于波动在股票价格及收益行为中的作用可能具有风险和价值双重属性的研究尚不充分。        基于市场参与者异质性假设，区别价值型参与者和市场型参与者；基于信息视角，区别知情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运用无套利原理和期权博弈思想，建立信息视角下基于异质信念的股票波动性价值模型。采用最小二乘蒙特卡罗模拟和海萨尼转换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条件下，股票波动性价值的分布特征，讨论现金红利率水平、波动率水平、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时间参数等对股票波动性价值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股票波动性价值的首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水平的差异能显著放大现金红利率、波动率、时间参数等对股票波动性价值的作用，提升股票波动性价值在股票价格构成中的贡献，甚至改变市场参与者的偏好和信念，实现其在市场型与价值型之间的转化。但不完全但对称的信息条件却只能对股票波动性价值起到抵减和干扰作用。此外，信息优势能使市场参与者对波动率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单位波动率水平变化导致的股票波动性价值变化更大；无论信息条件如何，股票波动性价值都随着现金红利率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无论波动表现为价值还是风险，股票波动性价值的绝对值都随时间参数的增大而增大。        研究结果从理论角度解释信息水平及其状态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分析了股票波动性价值的作用机制及表现形式，进一步完善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实践中，不仅能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信息监管、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等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帮助市场参与者深入认识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了解市场的微观结构特征，进而提高投资决策效率，规避风险。     

融资约束、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

  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是测量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具有足够的动机和操作空间干预信息披露，其中主动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动机是对外融资。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上市公司长期保持低负债或高现金持有，形成了财务松弛，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公司存在财务松弛时对外融资依赖下降，因此，逐渐被学界重视的财务松弛现象在理论上会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而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将财务松弛纳入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理论模型推导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采用股价同步性r²量股价信息含量，根据财务松弛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财务松弛的测量指标，并且利用2007年底出台的《物权法》中应收账款可以抵押贷款这一规定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松弛确实是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公司内部财务松弛水平的增加会使上市公司减少信息披露，进而降低股价信息含量，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内生性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作为内部资本结构重要组成内容的财务松弛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特质性信息含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为研究和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新的内部视角，也将目前学界对财务松弛与公司投融资等经营活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到探究财务松弛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与公司被诉风险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诉讼案件威胁公司内外部“和谐”，引发各界关注。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发公司诉讼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信息不了解，使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更易发生；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间的信息偏误，也会造成日后纠纷，这些都可能引发公司被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经理人掌握的外部信息不充分，使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各项决策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引发由决策失败导致的被诉风险。因此，研究如何缓解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规避公司被诉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嵌入性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双向传递的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公司被诉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PSM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探讨这一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双向传递，降低公司被诉风险。对作用机理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不健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抑制被诉风险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独立董事网络既可以将公司内部信息向外部传递，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偏误，也可以将外部信息向公司内部传递，提升经理人决策科学性。而且，独立董事网络并未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而是通过信息传递增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替代变量、独立董事自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和诉讼风险成因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认识和规避当前被诉风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集团中违规处罚的信息和绩效传递效应研究

  上市企业的违规行为受到监管处罚后将产生显著负向的短期市场反应，其经营环境和治理环境也将受到冲击。作为企业集团内的成员企业，当其受到违规处罚后，企业集团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对其进行资源转移和支持，发挥风险共保机制作用，以平滑其业绩波动，满足监管者和投资者的预期。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企业集团的这种资源支持行为在集团内部将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将监管部门对上市企业违规的处罚行为和企业集团的相关理论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中，选取2003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监管部门违规处罚产生的信息传递效应和绩效传递效应，探讨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结构对这种绩效传递效应的影响，并从边际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期间费用和借款成本4个方面解析绩效传递效应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未受处罚的成员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均显著为负，即违规处罚的信息传递效应；在此之后，其他成员企业的业绩表现显著下降，即绩效传递效应，并且受到的处罚越严重，绩效传递效应越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程度对违规处罚的绩效传递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将绩效指标进行分解，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提高、销售费用率减少，但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和借款成本显著增加。         研究结果丰富了违规处罚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丰富了对企业集团中信息传递和绩效传递现象的理解。政府监管行为不仅对受处罚企业本身有惩戒作用，与受处罚企业相关联的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应提前做好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以减少可能的冲击。     

信息透明度影响团队任务绩效：以企业社会化媒体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员工的信息交流，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也为企业寻求组织变革带来契机。         基于信息透明度理论，以某企业社会化媒体平台为背景，测量其社会化媒体网络中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探索社会化媒体对当今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采用企业实际数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量化信息透明度概念的可见性和可用性两个子维度，选用OLS方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由企业社会化媒体形成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的团队任务具有不同的信息透明度，即拥有不同的信息可见性值和信息可用性值，且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都对团队任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OLS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每提高1个单位，团队任务绩效相应变化2.4%和74.3%，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较高的团队任务有更大的概率获取更好的绩效评分。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团队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拓展了信息透明度在IS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信息透明度和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识别出量化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给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启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企业社会化媒体辅助团队交流，以提高团队任务的信息透明度，即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借款陈述文字中的违约信号——基于P2P网络借贷的实证研究

P2P借贷让借款人可以通过借款陈述文本去获得投资者的信任，所以借款陈述又成为投资者识别借款人违约风险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如何解读复杂的、不规则的、包含各种信息的借款陈述面临较大挑战。针对违约风险的两个来源：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以及它们的潜在因素，从P2P借贷平台‘人人贷’借款项目中的借款陈述文本中，通过人工识别提取了文字特征信息、反映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信息以及对资金需求的情感特征信息，并检验这些信息对识别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显著性。研究发现借款陈述文本的字数越多、存在重复语句，违约风险越大；借款陈述文本中存在还款能力信息，或者同时存在表示还款意愿的保证性语言以及对自己信用状态补充说明的信息，则违约风险越小；借款人在情感上表现出对资金需求的急切性越高，违约风险越大。研究结论为将来运用程序实现智能文本算法识别借款陈述文本中的违约信息提供了研究方向。     

P2P借贷投资者的群体智慧

互联网金融领域"去专家化"的投资趋势正在凸显群体意见的重要性，而群体是否有智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文使用了中国一家P2P借贷平台的交易数据，借助构建的一个羊群行为指标研究了群体智慧对于违约率的预测。我们发现，在控制借款各项特征的情况下，随着羊群效应程度的增强，借款的违约率在下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两笔特征相似的借款，投资者羊群效应程度高的借款违约率显著低于未发生羊群效应的借款，因此投资者羊群效应程度可以为判别借款违约概率增加新的信息。久期分析的结果指出，在借款已经正常还款若干个月的条件下，投资者羊群效应程度高的借款在下个月发生违约的风险也会显著降低。总而言之，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P2P网贷的投资中，群体是有智慧的，并且群体智慧能够提供新的信息。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研究——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0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明显的市场反应,但从不同侧面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从披露内容看,内部控制有效引起股票价格上涨,而内部控制缺陷则引起股票价格下跌;从披露类型看,强制性披露较自愿性披露更具有价值相关性;从披露详略看,详细披露会引起股票价格上涨,而简单披露则不一定。此外,与单独的强制性披露或自愿性披露的市场反应相比,内部控制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交互影响的市场反应更加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在进一步加强强制性披露的日常监管的同时完善自愿性披露的激励政策,是当前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和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     

基于信号博弈的中外资银行信贷竞争行为分析

在银行业全面开放及贷款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异,对中外资银行信贷舍约竞争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本文利用信号博弈模型,讨论了信息差异及经营成本差1）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是老借款人。2）外资银行提供分离合约时,在中资银行的新借款人市场上将出现“柠檬效应”;外资银行提供混同合约时,中资银行将失去所有新借款人。     

行业自律机制下P2P网贷平台违规治理演化博弈

行业自律是政府“强监管”背景下P2P网贷平台违规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揭示行业自律机制下网贷市场主体间行为策略关系及其动态演化机理,建立了包括自律监管平台、网贷平台和平台客户三方主体的行为策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三方主体行为策略演化路径及其联动作用规律,并结合数值仿真讨论不同约束情景下模型系统演化均衡状态及关键因素影响。结果表明：网贷平台合规运营意愿会随激励水平、形象效应、客户流失量、行业危机风险的上升而增强。若网贷平台拥有较完善运营机制、较好口碑形象或较大客户规模,其更易实现基于市场途径的自我规制。违规惩罚力度、形象效应收益及平台客户规制策略敏感性会直接影响网贷平台合规运营趋势。结合仿真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大对违规平台的惩罚力度,强化平台信息披露与品牌形象建设,引导借贷双方理性选择入驻平台等治理建议。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CSR disclos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y

Currently, companies spend a great deal of effort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disclosures. CSR disclosure relates to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companie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companies might disclose this information to avoid or decrease potential political costs. We construct a CSR disclosure index based on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uideline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we analyze 130 listed German companies’ CSR disclosures (470 firm-year observ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se voluntary disclosure activi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cost theory, German companies’ disclosures of all CSR issues are affected by their visibility, shareholder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US stakeholders. In addition, higher profita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Finally, size and industry membership affect the amount of CSR disclosure.     

RELATIONSHIP LENDING 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

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relationship lending mitig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hman default shock to the supply of credit in Italy. Exploiting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banking relationships, we control for banks' and firms'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credit itself is higher and its cost lower the shor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ank and the firm, the longer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higher the share of credit held by the bank. Credit growth by relationship lenders is 4.6% higher than that by transactional lenders; the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credit is 50 basis points low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on credit supply increased during the crisis, compared to a pre‐crisis period.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relationship lending is weaker if the relationship lender is more exposed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especially when lending to weaker borrowers.     

Bio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firms’ R&D disclosure,and cost of equity: The impact of the regulatory regime

Based on the proprietary costs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survey whether the regulatory regime (mandatory versus voluntar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narrative disclosures impacts, by the means of a reduced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disclosure index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R&D information,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was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77 bio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listed companies’ management reports from eight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cross the period 2005–2009. Hence, we obtained an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309 observations. The cost of capital has subsequently been regressed on the disclosure index. Results confirm a larger amount of R&D disclosures whereas information is more regulated, but they do not confirm an inverse relation wit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market valuation: evidence from Spanish listed firms

Using a sample of listed Spanish companies pertaining to the IBEX35 index for the period 2007–2011,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ose firms with higher CSR disclosure ratings are more valued by market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also complements the literature addressing the value relevance of CSR disclosure by further analyzing not only the direct effects of CSR reporting on stock prices but also its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its interaction with main accounting variables (i.e., earnings and book value of equity). CSR reports can also affect stock price indirectly because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 may be perceived by investors to be a source of further and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ature, composition and trends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relevant accounting variables.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whether CSR disclosure by firms operating in environmentally-sensitive industries is assessed differently by market participants than CSR disclosure by companies operating in other industries. By using a modified Ohlson (Contemp Account Res 1:661–687, 1995) model, it is found that CSR disclosure do have both a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n stock prices by modifying the value-relevance of earnings and book value of equity. Moreover, CSR disclosure by companies operating in environmentally-sensitive industries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arket valuations than CSR disclosure by companies operating in nonsensitive industries.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CSR disclosures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allow investors to make better assessments of the increased risk related to potential litigation and future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thereby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the risk of adverse selection.     

Observing Unobservables: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With a Consumer Credit Field Experiment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re important in theory but difficult to identify in practice. We estimate the presence and importance of hidden information and hidden action problems in a consumer credit market using a new field experiment methodology. We randomized 58,000 direct mail offers to former clients of a major South African lender along three dimensions: (i) an initial “offer interest rate” featured on a direct mail solicitation; (ii) a “contract interest rate” that was revealed only after a borrower agreed to the initial offer rate; and (ii) a dynamic repayment incentive that was also a surprise and extended preferential pricing on future loans to borrowers who remained in good standing. These three randomizations, combined with complete knowledge of the lender's information set, permit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private information problems. Our setup distinguishes hidden information effects from selection on the offer rate (via unobservable risk and anticipated effort), from hidden action effects (via moral hazard in effort) induced by actual contract terms.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of moral hazard and weaker evidence of hidden information problems. A rough estimate suggests that perhaps 13% to 21% of default is due to moral hazar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us may help explain the prevalence of credit constraints even in a market that specializes in financing high‐risk borr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