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

 亲社会性沉默可能是唯一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沉默行为，当前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前因研究尚显不足。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领导者具备双元能力，关于双元领导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领域，而领导者结构化了员工的工作环境，将会影响员工的认知和行为，并且沉默行为主要由领导者造成。因此，探讨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整合不确定管理理论和权力社会距离理论，以210名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Spss 22和Mplus 7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权力视角下双元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检验个人权力感知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作用，揭示双元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①双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个人权力感知负向影响员工亲社会性沉默；②个人权力感知在双元领导与亲社会性沉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③中庸思维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个人权力感知的关系；④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个人权力感知与亲社会性沉默的关系。        实证检验双元领导对亲社会性沉默的影响，拓展了沉默行为相关研究；选取权力视角的双元领导为切入点，丰富了双元领导影响的研究；探讨亲社会性沉默的中介机制，从权力距离导向视角验证了个人权力感知对沉默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入中庸思维和权力距离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有效回应了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倡议。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量化自我的效应及其对消费者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对亚健康等社会问题的担忧以及商业性智能应用和可穿戴量化设备的出现和推广，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量化自我，追踪测量自我活动水平和健康状况等。学界和业界对消费者的量化自我关注趋增，已有研究明确了量化自我概念内涵和类型，强调量化自我对优化和管控消费者行为具有积极效用。但已有研究并未探明量化自我对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且尚未形成整合的消费者量化自我分析框架。        构建整合的理论框架，以探明量化自我效应及其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心理机制，对量化自我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反应作出合理解释，从个体认知差异视角出发，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结合消费者的自尊水平与测量反馈感知不一致，对量化自我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探讨量化对消费者活动参与绩效的影响、感知不一致和自尊水平对消费者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意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自我概念清晰性对该影响的中介效应。运用实验研究方法，采用测量阅读页数的实验研究设计，借助方差分析和Bootstrap方法检验量化自我效应及其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内在机制，明确消费者自尊水平与感知不一致的交互作用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量化情景相比，量化自我将增进消费者活动参与绩效，量化将使消费者更易感知到先前未觉的目标预期与实际行为的不一致。当存在量化条件时，消费者往往会主动选择参与量化自我。量化自我过程中，消费者的自尊水平与测量反馈感知不一致同时影响其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且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这一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当感知到积极不一致时，低自尊消费者较高自尊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且低自尊消费者对积极感知不一致反应越强烈，其自我概念清晰性越低，继而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越强；当感知到消极不一致时，高自尊消费者比低自尊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且高自尊消费者对消极感知不一致反应越强烈，其自我概念清晰性越低，继而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越强。        研究结果在丰富相关理论、深入理解量化自我内在机制的同时，对企业驱动消费者参与量化活动、科学设计和开发产品、呈现和传递信息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应用特征与个体特质双重视角下移动购物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移动购物是提供购物服务的一种移动商务模式，它真正实现移动与购物的完美结合。随着移动购物的普及，移动购物用户的持续使用问题引起普遍关注。现有用户的留存率不仅影响移动购物企业的盈利水平，也是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因此，研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移动购物企业在当前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有重要意义。        基于沉浸理论、隐私计算理论和已有的相关研究，聚焦用户移动购物的体验，从移动购物应用特征和用户个体特质双重视角出发，将移动购物的用户体验划分为沉浸体验特性、沉浸体验权衡状态、沉浸体验结果3个阶段，构建移动购物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三阶段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Spss 19.0和Amos 22.0对收集的346份有效数据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以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体现移动购物应用特征方面的感知质量、感知交互和感知愉悦显著提高用户信任，感知愉悦的影响最大，感知质量和感知愉悦显著缓解用户的隐私担忧；体现用户个体特质的涉入度和自我效能对用户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专注度和涉入度能够缓解用户对个人隐私的担忧；用户通过信任和隐私担忧的权衡决定是否持续使用该移动购物应用，且信任和隐私担忧通过影响自我披露意愿间接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研究结论不仅为学者全面而深入探究移动购物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移动应用开发商和移动服务商开发设计有效的移动购物应用，提高现有用户的留存率，进而促进移动购物企业盈利提供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在线医疗健康服务医患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作为线下医疗健康服务的补充对缓解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信任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石对在线的医患关系有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中的医患信任问题。        有诸多因素影响医患信任，医患信任的提升对患者的行为意向也有积极影响。以在线医患信任为核心，重点从患者角度研究在线医疗健康网站中医患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个人、网站、医院和医生4个方面的影响。同时，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从宏观上也会影响在线患者信任和患者行为意向，也将其纳入分析。基于此，以信任模型的概念框架以及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等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提出9个假设。以有在线医疗健康网站中服务经验的用户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研，获得271份有效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信任倾向外，医患信任影响因素中的网站、医院和医生的可信度均对在线患者信任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站因素的影响程度最高，在线患者信任也显著影响患者行为意向。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在线患者信任也有显著影响，但对患者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        将医患信任的研究从线下延伸至线上，探讨在线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研究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中的患者信任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在线医疗健康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策略。     

环境气味对消费者产品评价和购买意向的影响研究

 在营销领域中，关于环境气味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气味的怡人属性对消费者的影响，而关于气味的性别属性的研究却较少涉及。        基于感官营销的视角，采用环境心理学理论，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借助SPSS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消费者-气味性别一致性对消费者产品评价和购买意向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其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采用3个实验，均以中国某高校学生作为样本。        实验1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即产品类别(象征性产品和功能性产品)×环境气味性别(男性和女性)，以移动硬盘作为功能性产品、背包作为象征性产品，探讨对于不同的产品类别，消费者-气味性别一致性对产品评价和购买意向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对于象征性产品，消费者-气味性别一致性会提高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和购买意向，而对于功能性产品并不存在这种效应。        实验2也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即代言人性别(男性和女性)×环境气味性别(男性和女性)，利用不同性别的代言人赋予产品不同的性别倾向，并采用休闲鞋作为被评价的产品，探讨消费者-产品性别一致性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消费者-产品性别一致时，将得到实验1的结果，即消费者-气味性别一致性正向影响产品评价和购买意向，而当消费者-产品性别不一致时，这一效应会发生逆转。        为了更好地阐释和佐证实验2的效应，实验3引入恋爱动机这一调节变量，采用2×2×2组间实验设计，即代言人性别(男性和女性)×环境气味性别(男性和女性)×恋爱动机(高和低)。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处于恋爱动机下时，实验2的效应将变得更加显著，即消费者-产品性别一致性的调节作用将更为显著。然而，与低恋爱动机相比，当恋爱动机高时，消费者-产品性别一致性对消费者-气味性别一致性的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研究结果为先前学者的气味性别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找到了边界条件，是对已有营销理论普适性和权变性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同时提醒企业或商家在选择和使用气味营销时应注意气味与消费者、产品以及其他环境线索之间的协调性。     

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

  许多企业为适应经济竞争开始组织结构变革，以授权型工作团队代替传统的层级管理结构，因此授权型领导如何在团队层面发挥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共享视角的团队导向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在具有关系文化的中国团队情景中，团队领导不一定针对团队内部不同成员进行无差别的授权，相反团队领导很可能进行差别授权，因此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待探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如何影响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检验团队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99个工作团队706位企事业单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运用Spss 19.0和Mplus 7.4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个体创新绩效；②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认同，团队认同分别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④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领导认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丰富了差异化领导的研究，并扩展了团队层面授权型领导的研究，验证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丰富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的理论研究视角，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跨层次影响机制。团队领导在进行授权时要考虑团队的文化特性，增强谨慎意识，要充分考虑如果团队内部领导授权的差异化程度过高会破坏团队成员的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进而降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以致降低组织创新绩效。     

矛盾性追加评论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在线评论机制的完善，各大网络购物平台设置了追加评论的功能，消费者可在初次评论后一定时间段内针对同一产品再次评论。目前追加评论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有关于含追加的在线评论研究中，大多是针对含追加评论与未追加评论之间、含追加评论中一致性追加评论与矛盾性追加评论之间的感知有用性差异进行比较研究，较少研究分析矛盾性追加评论之间，即初次评论与追加评论情感方向不一致的情况下含追加评论的感知有用性差异。        将矛盾性追加评论分为初次评论为正、追加评论为负和初次评论为负、追加评论为正两种情况，基于归因理论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视角，探讨矛盾性追加评论对感知有用性差异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产品卷入度对矛盾性追加评论感知有用性差异的调节作用。实验均以大学生为样本，从天猫商城真实的评论环境中获取的在线追加评论作为实验数据，采用曼-惠特尼秩和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两种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在矛盾性追加评论中，初次评论为正、追加评论为负的含追加评论感知有用性显著高于初次评论为负、追加评论为正的在线评论；②产品卷入度对矛盾性追加评论感知有用性差异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卷入度产品而言，正-负追加组和负-正追加组感知有用性差异显著；对于低卷入度产品而言，这种差异不显著。        从理论上讲，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含追加在线评论的研究框架，并引入了产品卷入度这一调节变量，解释了人们对矛盾性信息感知的差异。研究结论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由于消费者更加关注正-负追加组的在线评论，企业应采取措施降低负面追加评论对产品的影响。     

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     

用户生成内容的图文匹配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使消费者更频繁地借助用户生成内容获取产品信息和产品使用体验。用户生成内容的感知效应和劝说效应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感知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劝说效应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Web 2.0时代，网络口碑的主要形式为图片评论和文字评论，目前图文结合的用户生成内容作为网络口碑的新形式受到广泛关注。        从图文一致性和图文位置关系两个视角剖析图文结合的用户生成内容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为增加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采用情景模拟实验法，通过4个实验，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均以中国某高校的本科学生作为样本。        根据双重通道编码理论，研究1验证图文结合的用户生成内容是更有效的网络口碑传播形式。研究2从图片类型出发，检验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差异，并验证产品类别对图文结合的用户生成内容与消费者感知有用性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享乐型产品，社会型图片比功能型文本对消费者更有用；对于实用型产品，功能型图片比功能型文本和社会型文本对消费者来说更有用。研究3以图文的空间距离作为自变量、以消费者感知有用性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图文远离呈现的用户生成内容相比，当消费者浏览的是图文临近呈现的用户生成内容时，其感知有用性更高。研究4在研究3的基础上对图文位置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消费者更关注文本信息，左图右文的图文位置关系更有助于消费者理解产品信息；如果消费者更关注图片信息，上图下文的图文位置关系更有用；如果消费者对文本和图片信息都比较关注，右图左文或下图上文的图文位置关系更有用。        研究结果不仅对深化和完善图文结合的用户生成内容相关理论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指导营销者和电子商务网站进行营销创新、增强营销效果和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型调节定向对研发人员跨边界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发人员的跨边界行为是影响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证明跨边界行为对创造力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提升研发团队成员的跨边界行为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跨越个体-团队两个层次，构建成员促进型调节定向-跨边界行为的影响整合模型，以成员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二者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领导促进型调节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MPLUS 7.0和HLM 6.08软件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来自西南地区3家研究院的研发团队中279组领导-成员配对的纵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团队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团队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在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个人主动性对跨边界行为的影响和中介效应显著性均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③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会调节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越强时，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相对更强。        研究结果厘清了研发团队中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跨边界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员工心理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努力实现领导－成员的心理动机匹配等。     

理性+情感：Apple Pay使用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理性认知的经典技术接受理论已经难以全面解析用户对于支付服务的使用行为和意愿，与此同时，用户附着在各种移动支付服务上的情感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一些新兴小众产品，用户投射在其上的情感强度很可能潜在地成为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一种小众支付服务的Apple Pay，自上市以来，用户的使用意愿低一直是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用户对Apple Pay的使用意愿。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情感依恋视角，构建用户对Apple Pay使用意愿的理论模型，并探究情感依恋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机制。为验证研究假设，在线收集202份有效问卷，采用SmartPLS 2.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感知收益、社会规范和移动支付经验对用户使用Apple Pay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情感依恋对用户使用Apple Pay的意愿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还会显著削弱感知收益和移动支付经验对用户使用Apple Pay意愿的正向作用，并边际增强社会规范与用户使用Apple Pay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界定了情感依恋对于用户采纳Apple Pay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技术接受理论，并将情感依恋和计划行为理论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同时揭示了情感依恋会降低用户采纳Apple Pay时的条件要求，可以为后续对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提供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也对Apple Pay这类小众产品在技术趋同而又竞争激烈环境下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形式多样的促销手段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涉及的促销方式直接受益实体都是消费者自身，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直接受益实体为慈善机构的捐赠促销活动不断出现，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不同受益实体的促销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         基于信息框架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以打折促销和捐赠促销为研究对象，运用分类变量中介检验和3阶交互效应方法，通过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解释调节定向在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两种促销方式偏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稀缺两个变量，探究其在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调节定向在自我建构与促销方式选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促进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打折促销方式；拥有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防御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捐赠促销方式。当感知风险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风险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         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自我建构与调节定向作用关系的适用边界。通过检验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调节定向相匹配的促销信息评价机制，证明促销活动中的匹配机制可使促销效果更佳。在实践上，为企业在不同消费情景下面对不同特点消费者制定相应的促销活动提供了策略指导，从而提升企业的销售利润。     

组织支持、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给企业正常用工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合进程产生阻碍。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之外，还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作用，从而对组织支持感和离职意愿产生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影响。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和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二者对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的交互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457份样本数据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检验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无论是原始社会资本还是新型社会资本，对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负向关系产生强化作用。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理解组织意图、掌握职场规则、增强相互信任、恪守职业伦理，从而强化组织支持改善雇佣关系质量的积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受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两者交互影响表明，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等前程作用外，包括影响、强化、规范、信任等功能在内的后程作用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高的组织支持感，进而降低其离职意愿。关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这一变化，无论对于企业提供有效组织支持，还是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构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自我损耗的视角

 建言是组织内成员对组织存在问题的一种表达。尽管在组织中不乏破坏性建言的现象出现，在理论上也有学者对这一行为进行探讨，但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建设性建言行为展开，忽视了对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研究。区别于以往积极的建设性建言行为，破坏性建言行为会给组织和员工自身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一种非理性行为，组织未能履行对员工的承诺或者责任可能是影响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重要因素。        基于自我控制的资源模型，以自我损耗为中介变量，以内部人身份感知为调节变量，检验心理契约破裂对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以湖北、河南、广东和山东的20多家企业80个部门的207名员工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为样本，采用SPSS 17.0、AMOS 17.0和HLM 6进行统计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心理契约破裂会导致员工的破坏性建言行为。②自我损耗在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③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于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心理契约破裂与员工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更强；对于高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通过实证研究厘清了心理契约破裂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自我损耗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仅证实心理契约破裂会造成员工自我损耗状态并引发员工的失控行为，更丰富了已有单一视角下对心理契约破裂作用效果的研究。而在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下，团队内成员的身份会弱化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创建和谐的员工组织关系不仅需要构建积极的氛围，还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通过从源头上防止心理契约破裂的发生、加强组织与员工之间信息的沟通以及营造积极的“家”的氛围、提升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等多种手段，阻止破坏性建言行为的产生。     

电子口碑发布平台差异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购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购物方式，电子口碑已经成为现代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前的重要参考内容。但大多数关于电子口碑的研究集中在电子商务平台，很少关注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电子口碑。微商的崛起促进了社交媒体中网络购物的发展，社交媒体中的口碑信息也越来越成为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的重要参考，但很少有研究探讨来自不同平台的电子口碑对消费者感知影响的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电子口碑对比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在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有用性理论，从边缘路径和中心路径两个方向入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28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提取和凝炼，对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差异及其是否对消费者对于电子口碑的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在评论数量、评论来源可信度、平台功能、评论质量、平台评论公开性等10个方面存在差异，电子商务平台的评论数量、评论质量、评论公开性等方面均强于社交媒体平台，而社交媒体平台评论来源可信度高于电子商务平台，且评论语言风格更加优美、细致。评论类型不影响消费者对电子口碑的感知有用性；评论数量、评论来源可信度、平台功能3个差异从边缘路径方向影响消费者对电子口碑的感知有用性；评论风格、评论质量、信息效价完整性、评论发布动机归因4个差异从中心路径方向对消费者对于电子口碑的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丰富了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电子口碑和感知有用性领域的研究，也为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电子口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论证依据。此外，还为社会化电子商务实践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对实践和理论都有指导意义。     

领导-成员创新动机感染模型构建

 随着自组织和网络组织的兴起，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团队工作方式盛行，领导-成员互动频繁，成员作用日益加强，领导与成员创新动机相互动态影响。领导与成员创新动机相互介入并投入到创新活动中的动态过程、领导-成员创新动机感染过程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运用社会认知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收集来自企业领导与成员的12对配对访谈资料，借助Nvivo 8.0质性分析软件编码、提炼范畴，并建立主范畴间关系结构，提炼出创新动机感染概念，分析领导-成员创新动机感染过程，找出线索信息和影响因素，构建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创新动机感染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领导-成员的创新动机之间存在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机感染过程。领导和成员均能通过感知对方创新动机激发的线索信息和组织创新环境信息，经过认知加工，被对方的创新动机所感染，最终形成自身的创新动机。因此，领导与成员的创新动机相互感染、相互激发，最终形成创新动机互促的良性循环。②领导-成员创新动机感染过程中存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两种感染过程，无意识的感染过程不需要通过意识的努力去注意与对方创新动机相关的创新意识、创新态度和组织环境等线索信息，他们会自动进行因果推理，进而形成创新动机；有意识的自我调节过程通过感知对方创新意愿和创新行动等相关线索信息，结合自己的动机倾向，有目的地分析、判断、推理，进而自我决定是否形成创新动机。        研究结果从新的角度丰富了动机和创新相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领导-成员创新动机与创新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动机动态过程的理论，发现了创新动机感染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认同理论的运用范围。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基于主观逻辑方法的消费者多源信任融合模型

 社会化商务中，消费者依赖在线口口相传建立感知信任，其本质是复杂网络上的多源信任融合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多源信任融合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以主观逻辑方法为代表形成了信任融合方法的研究体系。然而，由于社交网络中消费者感知信任的多源性和高度主观性以及用户生成内容的海量化，给多源信任融合模型带来量化难、实时处理难和融合难等问题。        针对上述难题，提出“先聚类、后融合”的研究思路，先对海量推荐信息进行聚类，再融入感知信任的主观因素构建多源信任融合模型。首先，将推荐信息间的相似性作为节点关系，从社交网络中抽取出推荐信息相似性网络，用谱平分方法对聚簇进行划分，实现对推荐信息的聚类；其次，用网络属性度量感知信任的影响因素，从复杂网络视角出发，提出消费者感知信任定性因素的量化方法；再次，以多属性决策方法为基础，改进主观逻辑方法构建多源信任融合模型，从而将感知信任的影响因素融入主观逻辑方法，突破主观逻辑方法只考虑推荐信息和网络路径的局限性；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对推荐信息实验数据进行聚类，并分析主观因素对感知信任意见空间的调节作用，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模型能够快速划分推荐信息相似性网络，客观地量化感知信任的影响因素，使其融入信任度计算之中，且能够体现消费者感知信任的主观性和异质性。从仿真实验结果看，该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大规模社会网络中推荐信息海量化问题，权威程度、从众行为和主体间亲密度等影响因素对信任度计算结果起调节作用。该模型将信任融合模型扩展到社会化商务领域，可以帮助商家评价已有消费群体对新消费者感知信任的影响力，为大规模网络中消费者感知信任的度量和预测提供新视角，为商家实时分析消费者感知信任意向和制定营销策略提供方法支持。对于难以建立新消费者信任的商家，可以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提高用户生成内容量，培养或引入权威人士作为明星节点，建立有主题的小社区等形式来促进主体间交流，增强消费者之间的亲密度，从而提高消费者感知信任。     

基于透镜模型的在线口碑传播的有效性研究

  当前国内外研究多数探讨在线口碑传播的动机、效果和影响因素等，而这些探讨是基于在线口碑传播接收者可以有效接收口碑发送者信息假设基础上的，如果假设不成立，那么针对接收者的研究也就难以成立，因此研究在线口碑传播的有效性这一问题十分有必要。         无论从口碑发送者的传播目的，还是从口碑接收者的感知能力的角度看，在线口碑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基于BRUNSWIK透镜模型理论，建立在线口碑传播模型，探讨在模型的编码、传播、解码过程中，在线口碑接收者能否有效感知到发送者想要传播的态度和情绪。同时，提出自动文本分析方法产生的语言指标简化近端线索和远端线索的识别。基于在线口碑传播模型及其简化模型提出相关假设，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口碑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实验数据，并运用自动文本分析方法将口碑发送者的评论生成语言指标，利用Spss和Lisrel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型修正。         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口碑发送者的传播目的可以有效地被接收者感知，且显著影响接收者的态度、情绪和购买意愿，但口碑接收者对感知积极情绪持谨慎态度；确定了在有效在线口碑传播过程中发送者的远端线索和接收者的近端线索，得出9个可靠的传播线索；语言指标比星级评价能更好地解释在线口碑参与者的态度和情绪；初步证明语言指标可以代替远端线索和近端线索，利用自动文本分析方法可以简化对在线口碑参与者的态度和情绪的预测。         传播线索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与星级评价相比，更要注意文本评论的重要影响，可利用文本分析方法监测在线口碑状态，以了解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水平，研究结果对企业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信息安全压力与员工违规意愿：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应用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持续证明，信息已经成为重要资产。然而，组织员工有意或无意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甚至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探讨了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却存在研究结论不一致、脱离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践的局限，因而无法为企业如何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应对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信息安全意识为调节变量，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认证的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收集31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逐步线性回归和被调节的路径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道德推脱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信息安全意识对信息安全压力与道德推脱、道德推脱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信息安全意识负向调节道德推脱在信息安全压力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越高，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研究结果明晰了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加深了对员工信息安全压力的理解，丰富了行为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来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