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私募股权投资进入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的影响研究

 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经常发生公司在IPO成功上市后业绩“变脸”的现象，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认证/监督理论认为，私募股权投资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抑制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被投资公司绩效。而逐名假设认为，为快速收回资本、建立声誉，私募股权投资会推动不成熟的公司急于上市，造成被投资公司在IPO上市后业绩下滑。因此，探索私募股权投资究竟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如何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基于认证/监督和逐名假说两种竞争性理论，手工收集2008年至2015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息和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IPO当年业绩的影响，探讨是否由于私募股权投资进行盈余管理导致被投资公司IPO后业绩下滑，分析《暂行办法》和产权性质对私募股权投资投机行为的抑制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私募股权投资降低公司IPO当年的业绩；私募股权投资通过应计盈余管理降低公司业绩，应计盈余管理是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中介变量，但真实盈余管理不是中介变量；在《暂行办法》实施前，私募股权投资降低公司业绩，但在实施后其影响消失，表明该政策变更能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被投资公司为国有性质时能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缓解公司IPO后业绩下降。        研究结论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存在导致公司IPO当年业绩降低的逐名投机行为，丰富了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业绩影响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及其行为的理解，对抑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投机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创始人初始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以及就业压力的增加，创业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创业研究的社会网络观和社会分层理论，对中国情景中创业企业新生期劣势进行新的诠释，并实证检验不同社会资本对于长期创业绩效的影响。创始人社会资本影响创业绩效，然而作为重要的情景因素，初始社会地位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却知之甚少。        创业者社会资本是克服新生期劣势的重要资源，但仅关注创业者自我中心式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源，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社会地位差异会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将创业者自我中心式网络按照关系强度和关系功能区分出4类社会资本，并将初创期社会地位差异用创业者及其父母职业声望加以度量。基于1978年至1999年权威的实务性商业期刊所刊文章等文档资料进行手工编码，获得182名企业家数据， 通过Logistic和Cox回归模型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初期的创业者自我职业声望作为创业承诺和信号，导致积极的社会资本效应，但父母职业声望会改变自我中心网络的内容和运作机制，引起消极的社会资本效应。可见与依靠父母的社会地位相比，在创业初期创业者自强自立获得更好的地位资源更容易促进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创业企业的成长，这一发现为创业者及合作伙伴的选择提供指导和借鉴。        研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关系强度(强关系和弱关系)和关系功能(桥接和黏合)两个维度拓展创业研究的社会网络观，对创业中的社会资本情景进行检验，发现初始社会地位调节社会资本的绩效影响，将社会学中常用的职业声望引入到创业研究中，可以获得更为有趣的结论并启发未来管理学的类似研究。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

 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围绕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基于温和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基于激进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上升会破坏企业价值。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基于系统风险视角和企业避税行为整体性层面,探讨避税行为对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导致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存在差异。选取2008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单因素模型和去杠杆贝塔模型计量系统风险;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方法,基于公司系统风险视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与系统风险的平方项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偏误后结论不变。对温和避税的企业,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下降;对激进避税的企业,伴随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上升。因而,企业避税行为与系统风险呈U形曲线关系。企业避税程度不同对投资者风险估算带来不同的影响,市场上投资者将降低选择温和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而提高选择激进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        基于企业避税行为和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和监管者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企业避税行为。一方面,监管者应当鼓励企业采用合法手段适度避税,允许企业和投资者享受适度避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防止激进避税行为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从系统风险这一视角,明晰了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关系,丰富了企业避税和系统风险研究。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企业集团中违规处罚的信息和绩效传递效应研究

  上市企业的违规行为受到监管处罚后将产生显著负向的短期市场反应，其经营环境和治理环境也将受到冲击。作为企业集团内的成员企业，当其受到违规处罚后，企业集团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对其进行资源转移和支持，发挥风险共保机制作用，以平滑其业绩波动，满足监管者和投资者的预期。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企业集团的这种资源支持行为在集团内部将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将监管部门对上市企业违规的处罚行为和企业集团的相关理论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中，选取2003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中非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监管部门违规处罚产生的信息传递效应和绩效传递效应，探讨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结构对这种绩效传递效应的影响，并从边际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期间费用和借款成本4个方面解析绩效传递效应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未受处罚的成员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均显著为负，即违规处罚的信息传递效应；在此之后，其他成员企业的业绩表现显著下降，即绩效传递效应，并且受到的处罚越严重，绩效传递效应越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程度对违规处罚的绩效传递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将绩效指标进行分解，当集团中有企业受到违规处罚时，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提高、销售费用率减少，但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和借款成本显著增加。         研究结果丰富了违规处罚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丰富了对企业集团中信息传递和绩效传递现象的理解。政府监管行为不仅对受处罚企业本身有惩戒作用，与受处罚企业相关联的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同一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应提前做好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以减少可能的冲击。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追名”还是“逐利”：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之探究

 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催生独立董事这一群体的制度根源。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也是剩余索取者的代理人，与股东之间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如何构建独立董事激励机制，使其与中小股东建立有效受托责任关系，是监管部门和实务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200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手工配对法、Logit回归和OLS回归，采用进一步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个人特征、公司特征和制度环境3个层面考察零薪酬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并从“追名”和“逐利”两个角度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人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中；从公司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违规风险较低的公司；从制度环境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零薪酬独立董事在出席董事会时也更加勤勉，以上结论与“追名”动机逻辑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背景的零薪酬独立董事能进一步甄别出财务风险更高的公司；由于存在自选择，零薪酬独立董事任职公司的治理水平更高，其并未出具更多的否定意见。        研究结果说明经济和声誉两种激励方式在不同独立董事个体间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一方面，为独立董事零薪酬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说明上市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风险水平以及每位独立董事的具体特征等设定差异化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也对监管部门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与公司被诉风险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诉讼案件威胁公司内外部“和谐”，引发各界关注。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发公司诉讼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信息不了解，使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更易发生；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间的信息偏误，也会造成日后纠纷，这些都可能引发公司被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经理人掌握的外部信息不充分，使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各项决策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引发由决策失败导致的被诉风险。因此，研究如何缓解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规避公司被诉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嵌入性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双向传递的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公司被诉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PSM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探讨这一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双向传递，降低公司被诉风险。对作用机理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不健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抑制被诉风险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独立董事网络既可以将公司内部信息向外部传递，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偏误，也可以将外部信息向公司内部传递，提升经理人决策科学性。而且，独立董事网络并未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而是通过信息传递增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替代变量、独立董事自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和诉讼风险成因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认识和规避当前被诉风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

 自独立董事制度确立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鉴于独立董事多席位的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以及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专业人士已成为上市公司选聘会计专业独董的重要来源，考察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和事务所经历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探讨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当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越多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与公司所聘任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还发现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会影响会计专业独董有效履职，拓展了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经验研究；同时，研究结论还为监管层完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会计专业独董的选聘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与成本粘性

 与管理会计中关于成本性态的经典线性假设不同，成本粘性表现为成本随业务量上下变动时的非对称性。从成本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角度看，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均已被证明会加剧成本粘性。而探索采购环节中与供应商关系的集中程度和波动程度是否会对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并将其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内部控制质量下进行比较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集中程度和波动程度既会因信息机制而影响到调整成本，也会通过治理机制影响到代理成本，并最终作用于成本粘性。以成本粘性理论为基础，从2010年至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定6 214个公司-年样本，采用OLS回归对内部控制质量和供应商关系如何影响成本粘性展开研究，并通过若干稳健性检验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供应商集中程度可以减弱成本粘性，而较大的供应商波动程度却会加剧成本粘性；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地缓解供应商波动程度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而其在供应商集中程度与成本粘性之间却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组后还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供应商集中程度对成本粘性有更大的减弱作用，而供应商波动程度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也会有所缓解。        公司在采购环节保持的供应商关系同样会对成本粘性产生重要影响，并会因内部控制质量或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结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从成本构成要素这一角度对成本粘性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实现“去产能、减成本”的目标提供可选择路径。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同伴效应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通常假设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其自身特征的函数，与其他个体无关。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同伴企业决策对焦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以及为何存在同伴效应等重要问题，能够为同伴效应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并拓展国外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利用2001年至2014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依据参照组内线性均值模型，以同伴企业股票收益波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映射问题，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差分变量控制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对应的关联效应问题，实证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同伴效应的学习机制，基于包含同伴信息的决策模型，推导焦点企业的经理人能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同伴企业信息质量和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4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同伴效应的强弱，进行分样本实证数据检验，探索同伴效应是否由学习机制导致。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显著地受同一行业内其他同伴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存在正向同伴效应；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当焦点企业经理人能力较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同伴信息质量较高和焦点企业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高时，同伴效应较强，这与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理论假设吻合，表明对同伴决策的学习行为能够解释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         一方面，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研究角度，深化了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具有实践意义，政府机构应恰当运用同伴效应所特有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学习引导有效决策的扩散。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银行债券视角对存款保险基本费率的测算

 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即促使参保银行主动承受更大的风险。因此，建立适合的存款保险制度需要从风险管理及反映风险的保险费用的确定等方面着手，其核心工作就是存款保险费率的厘定。        常见的存款保险定价方法包括单一费率法和差别费率法，基于风险设计存款保险费率结构的差别费率法能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RONN和VERMA结合存款保险的差别费率法和复合期权定价思路，提出存款保险价值不仅与银行资产的风险和收益有关，还可以与银行股权资本状况和存款债务建立关系。借鉴RONN和VERMA的建模思路，利用存款债务与其他普通债务的相似性及期权对角价差组合技术，建立银行资产市场价值和银行资产隐含波动率与银行普通债券价值和债券收益率的波动率之间的联立非线性方程组。利用上市银行债券数据的可得性，采用数值方法对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中性违约概率和存款保险基本费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结合Ronn-Verma模型，得到其他10家上市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        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违约概率和存款保险费率均与银行债券收益率的波动率正相关，债券的价格信息能够反映一定的银行存款风险；此外，3类银行中以股份制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最高，城市商业银行次之，5家国有商业银行最低，后者略高于同期央行规定的基准费率。        中国正逐步实践隐性存款保险向显性存款保险的转变，研究结果为基于债券市值给存款保险定价提供借鉴。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应该从实施风险差别费率、建立风险评级体系、完善风险费率措施等角度入手，为实施合适的存款保险费率制度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