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韩铁英顾名思义，所谓行政组织，就是履行行政职能之主体的组织。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常被视作不同的主体，国家分别用不同的法制对其组织进行管理，日本学术界亦常常对其分别加...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村民自治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农村蓬勃兴起。现阶段村民自治虽处于示范性的初始阶段 ,但已形成具有特色的民主和自治制度。所谓村民自治组织 ,即村民群众实行村民自治的组织依托 ,其功能是为村民自治提供组织条件以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主要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构成 ,这四种组织又分为权力机构和工作机构。它们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这些功能与各自的组织角色紧密联系。因此 ,本文将…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愈来愈深入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它已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制度,而且正在内化为国家法律赋予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村民自治的深化要围绕农民的自治权利建构相应的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以避免村民自治权利被悬空。同时,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是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资源。为此需要根据现阶段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重建乡村社区。因此,村民自治深化的趋向,一是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二是从乡村改造到社区重建。     

乡土文化和村民选举

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逻辑产物,是二元结构转型中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基层农村实行高度行政集权化,村干部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深度介入,经济社会资源由各级行政组织所掌握,农民和农村基层自主活动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伴随着按阶级出身划分农民政治等级的身份限制被取消和择业、流动等方面的地域性限制被解除,农民的社会自主性获得了增     

改革时代的村民自治变迁历程:缘起、挑战与未来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兴起,本身即是对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使然,而其兴起过程则是一种从村民自发实践到地方局部试点到党的文件规定再到立法施行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构成了挑战;作为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对策之一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更是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运行场域等多方面与村民自治制度存在差异,这实际上是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的一种过渡。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一种被忽略的分析——以《金翼》与《银翅》的学术范式为例

尽管乡村社会的变迁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但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却有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既可为乡村社会的稳定提供合法性解释,又可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创造精神动力,因而分析乡村社会中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常人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常常遭受社会力量与国家组织的殖民,尽管国家力量的赢弱,曾使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陷入混乱,但是国家力量倘若没给社会、个人在精神生产与交往方面留以足够的空间,乡村社会同样面临灾难。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是党的整体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强弱,直接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不断地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Its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but also a matter of defining the state’s special roles and func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sought to realize the twin governance aims of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which require that the state simultaneously undertake the dual roles of modern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apital. The consequent adjustments 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expressed in the state’s devolution of power to the market while reserving government pricing power; devolution of power to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reserving power over central tasks; and affirming social rights while reserving the power to approve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externalities produced by this “quasi-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marked by the shrinkage of arrangements for collective welfare, the absence of mechanisms for routine security in ordinary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tha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profit from the market. This may result i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public power, producing imbala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ights, wealth and risk, or in other words, social in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