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告官”的社会心理变化看广州的法治建设

"民告官"是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俗称,具体指的是通过法律途径化解"官"民矛盾的机制。"民告官"的社会心理属于法律心理学的范畴。考察这种心理的形成原因与形成机制,必须着眼于"民告官"这一特殊社会活动的过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厌恶诉讼的心理可谓根深蒂固。然而,广州本地"民告官"的社会心理则经历了一个由"厌恶"到"愿意"的重要转变,这也是对广州多年来于中国法治政府评奖中名列前茅的有力佐证。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民告官"的社会心理的具体变化,来看广州法治建设的进步发展。     

法国二元论司法的正当性分析——法国最高法院审议模式的考察与启示

以最高法院为代表,法国司法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三段论式的简洁判决和近乎封闭式的诉讼程序。尽管该模式受到了比较法学家和法国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法国司法在其本国社会的正当性却极少遭遇挑战。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法国传统上形成了社会对三权分立与消极主义司法权的认知,同时依靠其程序安排、司法官僚体系和精英主义的职业选拔与评价机制获得民众信任,以超越"消极司法"的范围而履行其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和管理职责。这种司法正当性的"二元化"与美国司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中国的司法改革带来启示。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中国法治事业中的空间因素与性别因素——从《秋菊打官司》的角色隐喻切入

二十年来,围绕《秋菊打官司》故事内容的寓意,中国法学界保持了经久不衰的讨论热情,这部电影也因此被塑造成人们反思中国法治事业的一个经典文本。在这部影片中,主角秋菊作为"农村妇女"的角色隐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无论是"农村"所暗示的空间特征、还是"妇女"所象征的性别特征,都构成了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法治事业的切入点。借用齐美尔关于"距离"和"陌生"的观点来看,中国法治事业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一部分民众由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陌生感",而是来自立法者、司法者忽略了不同人群的不同体验(包括不同性别的法律认知差异)从而在不同人群的心理空间中造成了"距离感"。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浅析和谐社会中法律秩序形成之因素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建设符合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现象,同时也是法的基础价值。法律秩序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为人们提供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笔者拟通过法理学视野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各种学说对法律秩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归纳法律秩序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和法律秩序所独有的社会功能;第三部分旨在详细分析法律秩序形成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威的树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     

法治观念的中西源流考

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其序言中的"法制"二字修改为"法治",这一变更背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司法改革。从"法制"到"法治",书面措辞背后所隐蕴的法之内涵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区别,这就涉及法律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国家权力主体在法治运行中的权限。建立法治国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强调通过政治精英治理民众,这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更侧重法治本身的超验资源,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真理和道的持续发问探索立法之基,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依托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制衡。把人治与法治分立的政治哲学,未必是最高明的政治哲学,二者既非独立,更非对立,没有一个强有力执政队伍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冲突初探

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法律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为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主要存在于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等隐型结构层面,这种内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和政治功能性不同.要解决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冲突,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中国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行业自治中的适用——以中国足协为研究个案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特有概念。新中国自行政法学创立以来,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概念,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采用该理论的相关做法,相关内容广泛地分散于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特别是在其他国家逐渐开始反省并改进这一理论时,我们的法律制度对相关领域的调整仍停留在传统的理论阶段。对这种现状进行必要的修正,是现代社会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共同要求。笔者拟结合中国足协的相关情况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变迁,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内容作一个必要的反省与检讨,以期能对法治介入行业自治的制度化有所裨益。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孙育玮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性思想,其形成不是凭空偶然的,而是有...     

法律范式转型与司法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先后出现过形式法和实质法两种法律范式,它们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法治国家、福利国家两个历史阶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的形成,程序法范式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三种法律范式各自表现出差异性法律性质,并决定了不同的司法现代化发展特征.中国法律发展状况区别于这三种法律范式而具有自身的目标和道路,中国司法现代化发展正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做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价值衡量与利益衡量的严格界限,并做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推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沈家本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的时代特色

沈家本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年深历久的司法官吏,具有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而且是一个极负盛名的法学家,既谙熟中华法系,又精通大陆英美法系,被时人誉为“法学泰斗”。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对之做出了一定的批评和总结,一方面大胆地吸收了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精华,把资本主义的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形式引进了中国,为开创近代法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法律和法律思想由封建主…     

论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系统性配套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民事诉讼司法受案采取立案登记制度以后,在有效解决立案难问题上取得巨大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或诱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附带性问题,如增加应诉当事人诉讼成本,消耗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诱发虚假诉讼、放纵滥诉等。故应坚持审判中心理念,构建立案管辖释明权制度、庭前管辖权质辩制度,完善恶意诉讼等滥诉行为的审查及其法律责任制度等,形成系统性的立案登记配套法律制度体系。     

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 --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综述

在中国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即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亚洲法治的新发展、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亚洲法哲学的新领域、亚洲的人权与法治、全球化与亚洲法律发展,从法哲学高度探究了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机理,对推动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亚洲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