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民歌的衍变与传承

达斡尔族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民歌丰富多彩,旋律形态复杂多样,颇具特色,从不同角度生动地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其衍变经历了单句乐段、二句体、三句体、四句体、多句体,直至升华为比较高级的单二部曲式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鉴于民歌承栽着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珍贵记忆,传承保护达斡尔族民歌这一艺术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应采取的传承举措为:从娃娃抓起,使民歌融入中小学音乐课堂;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纳入"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欣赏"内容,使之起到传承的标本作用;通过举办艺术节展演、演唱大赛等形式,推进民歌的创新发展.     

陇南乞巧民歌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陇南乞巧民歌文化渊源久远,内容丰富,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宗教信仰等元素的和谐构建。陇南乞巧民歌具有团结互助、真诚友善、勤劳质朴的现代价值观念,具有人类社会直续发展的合理诉求,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优秀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浅谈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

延安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为当下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地方政府主导的陕北文化品牌建设,过分追求以"红色文艺"形象出位,割断了陕北民歌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从"非遗"视角出发,回归"原生态",唤醒民歌手对传统文化自觉,应是陕北民歌保护传承的策略取向。     

文化产业视野下的民歌传承

随着知识的经济化,音乐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从纳西古乐、仿唐乐舞、多彩贵州,到广西南宁民歌节,都显示出文化经济的魅力.民歌更以其易于传唱的特点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更多的民间音乐、民间歌曲还未得到整体性的利用和开发,民歌的保护、传承也未能与开发利用相统一.本文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厘清民歌资源利用与资金回报的关系,理顺政府、企业和民歌传承主体的关系,充分发挥学校的研究与教育功能等对策.     

赣闽粤边区畲族民歌的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

本文介绍了畲族民歌的形成基础、文化内涵及其教育功能。并且对畲族民歌进行了深度的分析,这样有利于学生认识本土音乐文化传统,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培养学生关心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情感.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音乐文化,形成人文素养。     

我看"原生态"民歌——兼谈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

本文分析了时人对“原生态”民歌认识的片面性和保护措施中的不足之处,指出应当合理利用“原生态”民歌的积极效应、赋予其生动的发展机制,并对整个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工作提出几点看法。     

汉乐府民歌中的妇女形象分析

汉乐府民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创造了众多的妇女形象。按照特点,其中的妇女形象可分为弃妇、思妇、烈妇、健妇四大类。     

略论"弋阳"腔与民歌的关系

在明代,弋阳腔作为传奇戏曲的主要声腔,与昆山腔并称于世,“帮腔”与“滚调”是弋阳腔所独具的艺术特色。“滚调”的出现,突破了曲牌联套固有格式的局限,加强和提高了弋阳腔音乐的戏剧化程度。“滚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根源,是来自民歌。“帮腔”这种“一人启口、众人接腔”的艺术形式,也同样来源于民歌,早在隋、唐时代的民间歌舞小戏《踏谣娘》中,已见这种唱法。在其他民歌中,如劳动号子、秧歌,也普遍存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滚调”、“帮腔”作为弋阳腔主要的艺术特色,其起源均来自民歌,有力地证明了戏曲与民歌之间具有看远实近、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试述满族民歌中蕴涵的民族性格

亘古以来,生息于我国北方的满族及其先世,创作了内容广泛、数量众多的满族民歌,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了满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和习俗,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满族民歌中蕴涵的民族性格体现为:剽悍骁勇、善战崇武;质朴淳厚、诚信好客;开放包容、淡泊豁达。满族民歌极大地丰富了满族民间文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民歌七卷》之一浅析

英国民间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拥有自己的音乐特点。但由于英国音乐并不是欧洲的主流音乐,所以它的变迁历史并未得到过关注。根据民歌所改编的优秀作品浩若繁星,代表作应属沃安威廉姆斯(Vaugham Williams)的《绿袖子》。但实际还有很多的优美作品并不为人所知。同时由于今天要论述的英国作曲家布里顿虽然有着多部世界知名的作品,但贯穿他一生时间进行创作的就是这部《七卷民歌编排》。作品不仅非常客观地反映了英国民歌的特点,而且还展示了作曲家简洁却极富色彩的创作特点。     

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着健康的内容 ,也含有消极的因素。民间信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影响。健康的民间信仰保存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消极的民间信仰存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做好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工作 ,才能使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试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实用功利性从来都是艺术的属性,艺术的功能是复合的,民歌节便是以审美艺术为主导,兼具政治、社会、经济多种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歌艺术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对民歌艺术性的追求放在首位,同时,合理发挥其经济效益,两者是可以实现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农村民间慈善的发展及其运作机制研究--以福建东南沿海金村为例

近些年来福建沿海农村民间慈善发展较快，民间慈善组织以血缘、地缘、姻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其制度化运作趋势日益明显。民间慈善组织以敬老、教育、助困为主要慈善内容，以个人捐赠和资金转移方式来获取原始资金，并通过保本取息、投本增收、追加捐款的渠道使资本增值。民间慈善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人情机制、攀比机制、效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四个机制相互联系，既涉及发展的内驱力，也包含发展的策略方式。     

中越节日民俗之比较研究

民俗是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比较传统节日之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中越民俗文化之同和异。从韩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端午节祭成功,促进中国对节日民俗研究之重视,提高对申报世界遗产、中国国家级遗产之认识与战略。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民间艺术原生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是民间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民艺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在国内,张道一先生和潘鲁生教授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孙家正、杨先让、靳之林、吕品田等专家学者亦皆有所论述。在国外,法国艺术家让·迪比费对于原生艺术（或译＂生涩艺术＂）作了较长时间的收集与探索。既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理论命题的重要价值,因此,亟待开展系统的专题研究。把原始艺术、儿童艺术、民间艺术三种艺术打通互证,将是未来研究民间艺术原生性的主要方法。     

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在两者的共时关系中,民间伦理虽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受正统教化伦理的影响与指导,但由于它拥有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并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因此不仅没有被正统教化伦理完全同化,反而以其自身强大的亲和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通过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异质言说,显示出边缘对主流的反向同化作用和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要想接近和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就绝不能忽视民间伦理的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传世经典的爬梳和整理,而且对来自民间的各种思想素材,尤需格外关注。     

民族化大众化的有效实践：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领域出现了学习借鉴俗文学资源的思潮。延安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对俗文学资源进行了利用与改造,学习借鉴了民间性艺术,从而创作出一大批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民族化大众化理论探讨在延安解放区的具体实践,这种实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What Do Grandmothers Think about Self‐esteem? American and Taiwanese Folk Theories Revisited

The study investigates Europea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grandmothers’ folk theories of childrearing and self‐esteem, building on an earlier comparison of mothers from the same families. Adopting methods that privilege local meanings, we bring grandmothers’ voices into the conversation about childrearing,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nuances in folk theories. In each cultural case, 16 grandmothers of 3‐year‐olds participated in in‐depth interviews that wer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local communicative norms. Although self‐esteem emerged as a central organizing concept in the folk theories of European American mothers, grandmothers spoke in two voices, either echoing their daughters or invoking a counter‐discourse of wariness towards self‐esteem. By contrast, Taiwanese mothers and grandmothers resembled one another—but differed from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in treating self‐esteem as peripheral in childrearing. Results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consensus that self‐esteem is a culture‐specific childrearing goal and suggest that the European American tendency to valorize self‐esteem varies by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