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南极治理:利益考量及政策实践

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南极治理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为保障南极条约体系的权威性、挖掘南极的科研价值、开发利用部分南极资源、维护南极较为原始的生态环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实践推动南极国际治理,有效构建了美国在南极治理中的强大国际话语权,进而决定了其有能力影响南极治理的发展趋势及方向。中国在南极地区拥有重要的安全、政治、科研及经济利益,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只是南极事务的"后来者",在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较为薄弱。因而,美国的南极政策对于我国创造性介入南极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孟加拉湾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变迁、驱动因素及现实困境

孟加拉湾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价值,该地区的安全状况及治理事务正受到域内外利益攸关方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探析了孟加拉湾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变迁,即从沿岸国家开展的科层制治理逐步向域内外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的转移。而地缘环境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同时增加,是推动该地区安全治理网络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因,同时,身份认同和学习因素也是重要驱动力。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兴起正在改变该地区的安全治理结构,甚至是地区权力结构。不过,当前该地区安全治理网络仍不完善,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网络化进程面临诸多困境。未来,孟加拉湾地区安全治理的发展走向和具体成效与治理网络化进程紧密相关。     

新时期中国与南极门户国家的后勤合作及对策建议

南极门户国家在人员和物资进出南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各国南极活动增多，对南极门户国家海港和空港使用日益频繁。中国作为南极活动主要国家之一，南极考察有百余次使用门户国家海港和空港的经历。新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和中国南极考察后勤保障布局的发展，亟需我们对与南极门户国家的后勤合作重新评估。中澳南极后勤合作近些年有所降温，而与新西兰的合作更显务实，受美西方影响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中国与阿根廷、智利和南非的后勤合作潜力巨大，在基础设施合作等领域动力十足。为进一步深度拓展与南极门户国家的后勤合作，中国在近期应广泛利用门户国家与南极的联系，拓展与门户国家在南极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加大中国对南极事务的深入参与；而在长期合作中，更要考虑航空和海运相结合的交通物流模式，进一步夯实与南极门户国家后勤合作网络建设，提高南极考察综合效率。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

气候变暖和海冰的快速融化向世界展示了北极航道开发的经济前景。经济上高度依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欧盟对参与北极事务和北极航道开发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面临着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一定程度的排斥。欧盟充分利用北极多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开展多支点外交,将自身在北极的利益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极治理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公共产品提供者;同时,以市场和投资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北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合作者。中国与欧盟在北极事务上具有许多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立场,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

北极地区的治理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两国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促进北极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推动其朝着更加有利于观察员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方向改革。在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时,中美两国在资源、安全以及科考等诸多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同时,两国致力于寻求多渠道的合作。中国是北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将秉承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推进与美国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     

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

南极治理中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研究各领域的治理机制是理解南极治理的基础,且能为解决南极问题提供新思路。根据南极条约协商国是否主导机制的产生与运行,南极治理机制可以分为标准型、独立型、自我规制型。领土主权、科学合作与信息交流、环境保护的治理机制属于标准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的治理机制属于独立型;南极旅游治理机制属于自我规制型。在明晰南极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在具体领域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完善南极治理。     

一个中欧小国的北极大外交:波兰北极战略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波兰的北极外交非常活跃,主要集中在北极科研领域,北极地缘环境的变化必然推动波兰北极外交政策的更新。为进一步明确波兰在北极的经济与政治利益,2015年3月,波兰政府出台了《波兰的北极政策:关键地区与优先行动》,其标志着波兰完成了参与北极治理的战略规划。波兰采取在欧盟、北约、北极理事会框架下进行多边合作的方式参与北极事务,不仅增强了本国安全,同时提升了波兰的国际地位。利用在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身份,波兰在不同国际舞台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不仅推动北约、欧盟增强在北极事务的存在,而且创造了"华沙模式"——加强北极理事会非北极国家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本文尝试梳理波兰北极政策的演变过程,阐释其在缺乏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其北极科研领域的优势地位,进而构建连贯性的北极政策。     

澳大利亚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影响:基于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分析

从历史到现实,澳大利亚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影响进程始终与其南极国家利益的关联程度保持一致。20世纪前半叶,竭力巩固"南极主权"基础的澳大利亚对南极治理国际化反应冷淡。但南极局势因冷战日趋紧张复杂时,澳大利亚转而促成1959年《南极条约》的顺利缔结,以较少的代价继续维系其南极领土主张。在此之后,澳大利亚通过持续完善和发展南极条约体系并抵御其遭遇的外部挑战等手段,为本国南极利益提供现实保障并实现了与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中国的北极政策》解读

通过北极政策的发表,中国政府表明了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立场、政策和责任。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主要源自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对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北极事务主要矛盾的认识。作为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外交、经济、技术和市场容量的优势,有助于中国在维护北极地区安全、绿色利用北极资源、平衡北极域内外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南极事务“垄断”格局：形成、实证与对策

在某一特定机制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形成的利益集团能够使单一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优势得以提升和放大。在南极条约体系内也存在掌握优势地位和话语主动权的利益集团,即南极事务垄断集团。该集团由美国和历史上对南极提出过领土主张的7个国家构成,对南极地区的陆地和海域资源持"封存"立场。南极事务"垄断"格局从垄断集团国家递交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工作文件的数量、划设保护区域的面积,以及实施视察的次数等实证分析中能够得以印证。本文将系统梳理《南极条约》签订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南极事务"垄断"格局的演变历程,对"垄断"现状展开实证分析,追踪垄断集团的权力来源,评估其对南极政治格局的影响,并结合当下南极政治形势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在南极事务上避免政治孤立并提升影响力的可行路径。     

全球经济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共治”

正处理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这些年得以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点,而这也是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治理建议或答案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直接服务于安全、经济、环境、健康等多方面国家利益的需求。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     

亚太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与中国亚太安全利益

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安全斗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与今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有着重大关系。中国参与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推进与其它国家共同利益及交叉利益的实现 ,减少甚至解决其安全利益与其它国家安全利益中现实存在和潜在的冲突。     

生态法益保护与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论我国社团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

一、理顺社团管理体制,合理界定社团管理机关和职责权限社会团体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与意愿的集合体,是人们为了一定宗旨,按一定原则而且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社团作为公民社会参与需求和结社自由权的现实表现形态,其实质是人们通过群体互动与整合,获取心理、行为和利益的自我满足、完善和实现,并使之不断社会化的重要社会过程。因此,社团具有社会性、民间性、自治性和组织性,是一支自发凝结的重要社会力量,衡平、调节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在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体现了人民总体利益,社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此,我国的社团是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地领导下,进行参政议政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尤其是改革     

社会责任与我国公司治理变革

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和谐与经济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违反法律法规和侵害消费者、职工权益的行为,不仅给社会公众带来了损失和伤害,也使得公司自身遭受惩罚甚至破产倒闭。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强调公司在利用各种资源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忽视或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公司应该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从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考察我国公司治理,不难发现存在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缺位、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不完善、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与公司社会责任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是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最优选择。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北极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随着北极地区的形势变迁,奥巴马自第二任期以来加大了对北极事务的关注和北极政策的调整与落实。在2013年颁布《北极地区国家战略》的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整合和优化了北极事务机构和决策体制,并推动北极气候治理以引领北极事务议程。奥巴马政府的此番调整有其深刻的原因:北极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提升,美国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引领北极事务议程的雄心,以及美国力图实现以其为主导的北极地区新秩序等目标。奥巴马政府尤其重视提升国内北极事务决策体制的效力,加强北极战略的落实以及重视北极地区的安全利益。随着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其北极政策的遗产以及美国北极政策的走向值得关注。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