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胄女学堂考论

1904年,慈禧在宫内倡设"毓坤会",1906年又倡议贵胄女学堂,但都议而未果。本文依据《大公报》、《北京女报》等报刊的报导,还原围绕贵胄女学堂的倡议与争议,并力图再现预备立宪时期全国女学的历史处境。     

清季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纠葛与铨选变迁

清季科举停废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后,面对朝野上下对学堂奖励实官的质疑,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在此过程中,旧的保举途径与新的学堂奖励实官关系纠葛,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的新旧仕途关系变动的实质,是清朝从新旧杂糅、多途并进、取士与选官混同,转化为建立以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新的铨选制度的过程。由于保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取消学堂奖励实官过程一波三折,并直接制约清季铨选转型的进程,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曲折性。     

谈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

谈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李友唐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在清末废科举，办学堂的教育新潮中，北京出现了清华学堂这样一种既非洋务派、维新派的中国人办的，而又非教会所办的，由帝国主义进行控制的学校，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国控制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类型。毛泽东同...     

“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师范学堂”的历史复原初探

在向近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关中书院改建为师范学堂，其名称有三种不同的表述：关中大学堂、陕西第一师范学堂、陕西师范学院。笔者翻检史籍、梳理资料后，认定：首先，没有“关中书院改为关中大学堂”一说；其次，《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的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的事件，可能是将民国时期的“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清末的“陕西师范学堂”混淆，因此，误把光绪二十九年由关中书院改建的陕西唯一一所师范学堂称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因此，关中书院改建的师范学堂应名为“陕西师范学堂”。在改建时间方面，笔者认定陕西师范学堂的设立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该是正确的。     

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

本文对历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及过程进行了探讨。在分析和总结了中外历代史家有关历史心理学的论述之后,认为历史心理学的定义应作如下表述: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时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与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作者就这一定义和内涵作了阐释。     

传统法律文化论——评《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其核心是礼与法的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是以礼文化和法文化的冲突、整合为主线的.史广全先生的力作<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正是建立在礼与法融合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史先生将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理性透视.史先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历史进程.史先生提出了礼与法融合萌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新分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史先生在成书说理上有着水的品性,把礼与法关系梳理得圆润稳妥.其作是哲学和史学的高度契合,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佳作.     

文学的故事:被发现和重建的传统

<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制度建立与完善的产物,实乃西学东渐的结果。文学一词,本就出于日译literature,与《论语》、《史记》等古典文本中的"文学"差异颇大。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编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张之洞主持编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即依据《奏定大学堂章程》而撰写。因张之洞《章程》中的"文学"并非literature,     

蔡元培与绍兴中西学堂——一个超越"新旧冲突"的分析视角

蔡元培于1998年底接受绍郡中西学堂督办徐树兰之邀,担任该校总理,一年后,又因与学堂部分教习及督办徐树兰本人发生冲突,终至离职出走.对此,以往均从新旧冲突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在史料发掘和辨析的基础上,对蔡元培主持校务时的作为及造成冲突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合乎事实的新的解释.     

李鸿章的教育主张与实践

本文论述了李鸿章创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推动近代留学事业的教育主张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史念海先生与关中水环境的研究

回顾史念海研究关中地区水环境的缘起,总结史念海研究关中水环境的主要成就,阐释史先生关中地区水环境研究的价值。史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指导思想形成于抗战初年,贯穿于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和关中地区水环境研究之中。史先生全面地复原和分析了关中地区的水环境,尤其对西汉时期起所谓＂八水绕长安＂的水环境,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而且对关中有关人工渠道进行了复原,从而使我们对西安附近的河流和重要的渠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史先生认为西安地区诸河流量的变迁与该地区植被的存废密切相关,而地震、旱？对河流流量的变迁影响不大。通过对泾渭清浊历史变迁的考察,史先生认为泾渭清浊变迁与当地植被的存毁与水土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先生提出了改善西安水环境的具体措施,就是要多植树造林。     

西方记者眼中的清末北京“新政”——以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20世纪初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对于清末北京"新政"的报道,展示北京在"新政"时期社会层面的变革,以及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等诸多方面实施改革后的外在体现,这对于今人理解北京"新政"改革史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北顶娘娘庙

北顶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曾在清乾隆年间重修,1976年后殿因地震坍塌,后被翻盖为北顶小学,翻盖后仅山门、前殿保持原貌。由于北顶娘娘庙正好在规划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内,为了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体现古今文化的和谐交融,2003年北顶娘娘庙被列入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缮,准备开辟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分馆,在奥运会期间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文主要从北顶由来、北京"五顶"、北京娘娘庙今昔等三个方面讨论其历史沿革及现状。     

清末民初初等小学课程变迁考--以历史、地理、格致科为中心

1904年，清政府仿照日本学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纳入中国初等小学课程体系。以京师为例，初小“三科”课程实施初具规模；然国情日艰，民基不稳，为配合预备立宪推广教育之旨，1909年学部上奏将“三科”一并纳入国语科。学部此次“己酉改制”实为宏济艰难，一开始便受到教育人士的质疑与诟病；1922年新学制将“三科”以自然科与社会科的形式重新纳入初小课程，这不仅是对教育规律与受教育者的尊重，也是中国新式教育逐步本土化的体现。     

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纂了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国榷》。为弥补史料不足,使《国榷》成为信史,自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二月,谈迁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活动,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订正了《国榷》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资料,尤其弥补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谈迁还撰写了《北游录》,是研究清朝初年北京历史的重要资料。     

清代北京旗人与戏曲

清代的戏曲极为流行,同旗人的热情参与有关。清朝各个阶层的旗人中戏曲爱好者层出不穷,几任皇帝曾经以政府力量支持戏曲发展,旗人王公贵族听戏玩戏一掷千金,有的旗人票友甚至为之倾家荡产。旗人对戏曲的痴迷与投入也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作为科班的晚清北京“堂子”

北京的“堂子”既是“娱乐”的场所 ,也是晚清一百年间培养伶人的重要地方。本文通过相关资料的引述 ,辨析当时北京京剧舞台多数名伶的出身与“堂子”的关系 ,说明常被忽略的“堂子”在近代戏曲史的重要存在     

论"中体西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体西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指导了晚清的三次现代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中体西用”也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早期现代化的深入。     

吴汝纶与中西医

晚清以降,西方新知大规模输入,但各门学科知识的传播并不同步。中医由于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疗效,面对西医的咄咄进逼仍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桐城巨子吴汝纶值此举国遵奉中医之时,力倡西医,诋斥中医,注重养生保健,大力引荐西方医学新知,甚至临终仍不肯一试中医,其原因何在?深入吴氏的生活世界和阅读世界,我们会发现,家门不幸、友朋交往和西书阅读是促成吴汝纶对中西医评价的重要原因。     

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