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僧尼出家“具戒”考——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人崇佛,二百余年间,有难以计数的男女信徒,小小年纪便走出家门,来到寺庵,耳闻晨钟暮鼓,目睹青灯黄卷,了其一生.石刻文字资料反映辽代僧尼出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社会佛教兴盛大环境影响所致,二是在家庭成员崇佛氛围熏陶下而为之,三是全民信教背景下的个人性格使然.辽代僧尼“具戒”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皇帝下诏“恩度”,每次得“度”的僧尼人数众多,“具戒”之年龄也没有任何限制；二是寺院或僧司出题“试经”,并按成绩排序,“具戒”年龄一般规定为二十岁.     

试论清宫演剧的礼乐性质

礼乐文化与古代戏曲的关系问题是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而又较难厘清的问题.本文试以清宫演剧为个案,通过对清代礼乐制度与宫廷演剧诸环节的考察,从彼此相联的三个方面对清宫演剧的礼乐性质进行了论证,认为:从清帝对宫廷演剧的定位与剧本制作的针对性看,清官演剧具有明显的乐为礼设的意味;而就演出仪程中雅俗相参、戏礼相用的特点言,清官戏曲实为清代礼乐的组成部分;即以清代君臣对清官戏曲的理解和感受论,清官演剧也具有古典雅正与乐和人情的礼乐特性.     

荀子礼义之治与性说的关系

荀子的礼义之治的概念是透过对人性的彻底观察后所作出的一个结论。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各种欲求,然而,在以人伦关系为基准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的欲求必须受到相当的约束才能确保社会的秩序。荀子有鉴于比,于是就设计出一套人们在伦理及政治生活上必须遵守的规准,以疏导人们的欲求及消弭混乱的根源。这个规准就是礼义。在荀子而言,礼义之治因人之性恶而起,因此,本小论即试就以此为论旨,并依据《荀子》礼论、性恶等篇之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荀子礼义之治及其性说的相互关系。若有误谬之处,尚请诸先进贤达不吝赐正。     

《史记》阙"刑法书"探微

体大精深的《史记》为什么会阙“刑法”这门十分重要的典章,是司马迁的疏漏,还是有意安排,尚未有人专题研究①。从“一家言”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司马迁,就会发现他的八书中之所以不撰《刑法书》者,一、是他道家黄老思想在著述中的实践和完善;二、阙“刑法”表现出司马迁对历代暴政,尤其是对秦皇汉武峻法酷吏烦苛人民的抗议,他通过对汉朝建立以来一兴一衰的考察,揭示法与道德,暴力与礼义,兴盛与衰败的辩证关系;三、不向强权者低头,不为暴君作《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批判“卖官鬻爵”、“入粟除罪”的经济政策,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四、司马迁不开“刑法”之先河,兼有以“刑余之人”告诫后人的现身说法,内涵着为自己鸣冤叫屈的无声呐喊。亦是他思想与体例的完备统一。     

对抗虚无主义与寻求拯救之途——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文化观的重构

面对着世纪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与价值的虚无,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饱受苦难的俄罗斯寻求拯救之途。在寻求拯救之途的理论思索中,他们深切地意识到,俄罗斯在精神层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源于虚无主义。这种强劲的虚无主义思潮,腐蚀和侵害着俄罗斯的精神与灵魂,消解着终极的信仰与崇高的理念。由此,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理论根基的新文化观建构,来对抗和消解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与实践层面的侵袭。     

礼乐文明与文化自信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体现。礼为别,乐为和。其社会功能:一是经国序民,伦辈定位。二是克己复礼,教化正俗。孔子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听言动。三是和合心性,培养人格。礼乐能调整情绪,陶冶情操,健全心性。四是礼乐善心,感天通神。礼乐不离人的生活,它能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成性类。     

刘基与瓯越文化精神

有"三不朽"之称的刘基是瓯越之子.他的可贵精神表现为对世事的超越与突破、具有成就大功绩大事业的儒家所提倡的"大勇"之精神;表现为心系天下、为民谋福利、刚正不阿之高尚情操;表现为诚于自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的诚信之人文情怀;表现为通晓天地人之性理,遵循人性物性,主张天地之盗的智慧;表现为学问博洽、经世致用的务实主张.刘基的这些可贵精神与瓯越人"不依不赖、敢闯敢创、务实致富"的文化精神具有很大的承续性,某种程度上是对瓯越文化精神的超越,对当代温州人具有很大启迪作用,对于温州模式从文化上的突破与超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守仁的唯心史观

王守仁(1472—1528)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核心。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创造了一切。将这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到人类社会,便构成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王守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 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     

礼乐视野下的清代地方官府演剧初探——以直省地区的府厅州县为考察中心

本文尝试从戏曲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清代地方官府演剧的戏曲史意义.文章认为,清代地方官府的戏曲活动主要有祭祀演剧、万寿庆典演剧及署宅堂会演剧三种类型;这些戏曲活动虽然功能、特点各异,但从礼乐视角看实际上都是一种配合地方诸礼而演的"乐";而各地官方仪式用乐的戏曲化,既是清代礼乐与戏曲交互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对清代戏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周代礼乐制度的兴衰与吉金文学的文体演变

<文心雕龙·铭箴>篇具体论述了铭文的文体特征,但对铭文的起源与其发展脉络却缺少详尽的描述.铭文是铸刻于青铜器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特殊的表现方式,是后世铭体的滥觞.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成熟,铸于青铜器上的吉金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是王室的重大礼仪以及以"<尚书>体"为文体特征的吉金文学;春秋时期随着公卿贵族对礼乐等级的僭越以及礼乐文化的下移,吉金文学呈现显著的"诗"体特征;战国时期随着礼的内蕴的转型与礼的道德精神的注入,"论说体"吉金文学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样式.     

警民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警民关系的研究现状为:对国外及我国港台有关警民关系的研究,侧重于相关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引入和推介;对于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指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但评价指标和方法已基本确立;对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视角多样,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需要在系统性和应用性上下功夫。     

关注城市老人群体的养老问题

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型国家以来,随着社会进步、社会福利的推进,城市老年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 为此,笔者根据接受的民政部科研课题调查的需要,利用假期组织本校民政行政管理专业的近1200人的调查队伍,分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城市,实施“城市社区老人问题调查方案”。其中所涉沿海地区6个省、3个直辖市,中部地区10个省,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和1个直辖市,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社区5125个、老人4856人,完成有效样本2246个。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因素检视

高校稳定既是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际现实因素 ;国际反动势力渗透是影响高校稳定的长期因素 ;心理教育、法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缺失是影响高校稳定的教育因素 ;严峻的就业形势 ,高校扩大招生与高校后勤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校园周边环境复杂以及高校学生中贫困生人数的增多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内现实因素 ;对于地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贫困问题是影响高校稳定的特殊因素。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论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大理论,它在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语境是决定词或话语确切含义的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具体说包括话语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言语交际是人们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是最基本的语言现象,是语言的具体运用。由于语言自身具有多意性和模糊性,在具体交际过程中需要具体的语境来确定其意义。因此,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合起来,离开一定的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分析,就难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的真实含义。     

浅析女性就业弱势及化解途径

就业是女性获得发展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女性就业中的非平等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就业弱势不仅大大影响妇女群体的整体素质及其可持续发展,而且必将制约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揭示了女性就业弱势状况及原因,并对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     

On the Ques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Armed Struggle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World War II) occupie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state and of its Armed Forces. That war was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socialism and the shock forces of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as well a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cruel of all the wars our native land has ever experienced. It was an unprecedentedly severe test of all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orces of our country, the grimmest test of the fighting qualities of the Soviet Army and Navy during their entire existence. The awesome events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re retreating more and more into history. But time holds no power over the human heart; the glory of the heroic deeds of the Soviet people and its Armed Forces, the memory of the feats and courage of those who defended the socialist motherland, saved the world from fascist enslavement, and upheld a bright future for mankind lives and will live in human hearts forever.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