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利益均衡机制与社会安全——基于吉林省城乡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保护和促进社会安全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公众的社会安全感问题,不但具有反映社会安全状态的睛雨表功能,同时也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现实品格.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均衡程度和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程度,是决定公众安全感以致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累积不可避免.从根本上排除影响社会安全的结构性隐患,有效规避社会风险,亟须构建以完善底线公平为基点、以提供上升流动机会为目标、以塑造社会公共价值为取向的利益协调机制,均衡社会成员的贡献补偿,调节过分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边缘群体的上升流动,从而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从社会排斥视角解读农民工:一个分析框架及其运用

社会排斥取向力求了解贫穷、富有成效地就业和社会整合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剥夺的多元性和导致贫穷的过程,关注人们的生活如何受到社会重建与社会制度之内在关系的影响;社会排斥概念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夺、边缘化、歧视等概念的丰富和深化,是一个具有政策洞识和全球性分析的概念.在农民工的研究语境中,"社会排斥"作为一种分析以贫穷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弱势群体及其问题的范式,对解决农民工的贫穷、不平等、就业和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提供一种对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处境重新进行概念化和重新讨论其因由与症候的新的方法.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苏联新刑事立法纲要(草案)讨论简述

在改革、公开性和热点纷呈的苏联社会现实生活中,新刑事立法纲要草案的公布,无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热点。刑事立法虽然在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体系中不居中心位置,但它却履行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如保护功能、预防功能和教育功能。而且,它履行社会功能的手段,即刑罚方法具有可怕的威慑力量,轻者会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权利,重者可能改变他的命运乃至危及其生命。由于这个特点,苏联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未来的刑事立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以及对犯罪行为所作的反应形式和强度,而纲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风险分配的利益框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分析

社会风险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在风险事件中的利益、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利益框架。风险的外部性与利益框架的稳定性、封闭性及排他性存在矛盾,导致了风险转移、风险掩盖等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对风险社会中的利益结构进行反思,通过开放的、动态的利益调节过程,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利益结构。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美国挑战与中国应对

商业秘密保护已不仅是企业间的利益纠葛，而是关乎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关键底牌。美国通过修改国内刑事法、在国际推行美式标准、强行拔高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标准等手段，俨然将商业秘密保护作为推行其司法霸权的抓手，为打压中国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体系显得刻不容缓。具体路径是：在理论层面将国家安全作为相应罪名的保护法益之一；在立法层面着重细化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在司法层面灵活运用宽严政策，区别处理国内和涉外商业秘密案件。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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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一个资本分析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流动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的流动方式.然而,城市教育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排斥,使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剥夺.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先天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绝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处于贫乏状态,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教育环境和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边缘化的危机.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困境,就必须做到:(1)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由"边缘化"到"城市化"的根本性转换,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2)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3)提升农民工家庭的资本含量,缩小其与城市之间的鸿沟.     

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在华南地区兴起的大量代工企业中，数以千万计的外来打工者面临外来资本和本地政府的双重压迫，他们基于生存而进行的抗争是一种脆弱的抗争。本文从微观机理上剖析了抗争发生的原因及骚乱升级的机会结构，指出了抗争走向失败或沉寂的社会根源，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     

刑事禁止令与刑法溯及力

对刑事禁止令是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争论,是因对刑事禁止令性质界定的混乱引起的。刑事禁止令就其性质而言是保安处分。一般而言,不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可以不受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我国刑法上规定的刑事禁止令,可以具有溯及既往适用的效力。     

受刑人权利保护范围的探讨——从法定权利的视角

所谓受刑人权利,就是受刑人作为具有受刑人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受刑人,权利内容是享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受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由受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由法律规范和非法律的其它社会规范确认为正当的受刑人的行为或行为自由、行为方式。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利益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以化解社会风险为视域

利益是价值的尺度,可以用利益认同来推动价值认同。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风险问题,化解社会风险可以实现利益认同,进而转化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建立利益机制化解社会风险,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化解经济风险,巩固核心价值认同的物质基础;化解政治风险,创造核心价值认同的民主前提;化解文化风险,营造核心价值认同的人文氛围;化解公共风险,改善核心价值认同的安全环境。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拒绝被爱:一种全新的女性意识——论莎菲形象的审美价值

妇女问题一直是富有人文意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关注点，蔚为壮观的女性题材作品即是一个明证。《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作家丁玲的杰作。作品问世虽已近７０年，但主人公莎菲精神人格的现代内涵，小说独具的审美价值，仍激发着研究者探索的热情。本文作者认为，爱作为莎菲的宗教式信念，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受“五四”精神洗礼后发生的深层心灵苏醒。莎菲对真正的爱的理解、感悟和渴望，给她拒绝被爱提供了精神条件，而被爱作为对传统女性“以色事人”命运的人生写照，既是对女性人格和价值的漠视和消融，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男权意识无限膨胀所导致的两性自我价值确证的艰难。拒绝被爱是对传统女性命运的大胆抗争，是现代知识女性独立人格的伸张。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更高起点上寻求和选择真爱，女性的人格和价值才会最终实现，不再重蹈被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