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隋唐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我国的目录学自汉代形成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出现了一个繁荣阶段,它的发展和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图书的大量增多,使书目更加丰富,从数量和种类上均比以前有所增加;其次,由于魏晋南北朝书籍分类的活跃,使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这一时期正式确立;第三,由于继承和发展从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传统,使书目的创作体例也进一步完善。就此可以说明,隋唐目录学既是对汉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总结和发展,也为宋代目录学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隋唐目录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练"与"练师"考释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常见词汇"阿练"、"练师"的适用范围、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前者有一个重要用法长期遭到忽略,即为民间对僧人的称谓,后者则主要用作对道士的称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个称谓在词义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佛道二教等同视之的心态.     

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

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习俗,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语言的诸多方面,各方面的风俗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统治者的风俗政策,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与剧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齐风俗诚非易事.风俗政策与风俗观念的多样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尽管南北风俗不同又各有变化,但南北风尚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接近,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二是个人追求的自由性;三是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四是鬼神文化的兴盛;五是风俗文化显著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社会风俗和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是与南北风俗文化的碰撞和南北民族的融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南北朝监察概论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显著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则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地位。本文系《魏晋时期监察概论》（《浙江学刊１９８９．４）的续篇，两篇文章共同为魏晋南北朝的监察在整体上勾出一个轮廓。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论魏徵的民族思想及历史作用

贞观之初,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民族矛盾也比较尖锐。魏徵吸取隋朝国力强盛却仅历二代而亡的教训,结合当时民生凋敝的现实状况,抓住唐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提出了以偃武修文、勿劳弊中国、以道御之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大多为唐太宗所吸取,开创了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崭新局面。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历史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在四个世纪中,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民族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南北各民族的融合,门阀士族制度发展至极盛,并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与民间风俗。     

游移于汉、苗文化罅隙之间的歌者——论苗族诗人何小竹的区域文化特质

苗族诗人何小竹游移于汉、苗两种语言罅隙之间的写作姿态,其诗歌"下笔如有鬼"的独异品格一方面是他充分发挥苗文化巫术文化传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给予他进行"语言还原"诗歌实践强大的支援力量与依据,从而使得他在"非非主义"中赢得了独树一帜的地位.     

中国俄罗斯族形成发展历程探析

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俄罗斯族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才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俄罗斯族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孕育期;二是19世纪末至俄国十月革命的快速成长期;三是俄国十月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曲折徘徊期;四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和谐发展繁荣期。对各阶段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俄罗斯族形成的历史脉络,从而有利于在新时期发展我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认同感,也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和扩大对外交往。     

清末新政与黑龙江新式教育

清末新政时期 ,黑龙江各民族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这不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龙江各民族的文化素质 ,而且在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形之下 ,有巩固国防、共御外侮的意义。本文探讨了黑龙江各民族新式教育兴起的原因、发展历程 ;剖析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意义及发展的不足。其中所反映出的新式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固守边疆的作用与意义 ,于今仍有借鉴作用。     

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史学的一座高峰,以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掘此书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及有关社会、人生的重要史学思想。《表微》的创作缘于陈垣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开展“有意义之史学”的提倡,以及对胡三省史学的同情、理解与表彰。陈垣在《表微》史法诸篇,通过阐释胡氏注文,结合自身治史经验,运用近代科学精神和规范,从史书体例、历史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方法。《表微》的史事诸篇,阐发了陈垣对社会政治、民族与宗教、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邃史识;并通过陈古证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思想,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