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Formalism, Behavioral Realism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lleng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bifurcated into two mutually incompatible styles of theorizing that I label formalist and behavioral-realist. Formalism favors mathematization and proposes an instrumentalist ontology of abstract processes while behavioral-realist theory takes at its basis the "real" physical individual endowed with concrete biological, cognitive and neurophysiological capacities and constraints and attempts to derive the proper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from that basis. Formalism tends to lead toward a conceptually independent sociology that in principle requires only minimal reference to the empirical and ontological storehouse of other disciplines, while behavioral-realist theory leads to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ology that can be located within a hierarch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leading t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issues of transdisciplinary unification and possible interdisciplinary reduction. I explo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plit for the project of explana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has manifested itself in sociological network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 close with a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formalist tendencies in sociological theorizing.     

从三重功能到二元联盟:杜梅齐尔印欧文明研究中的政治发生学思考

基于社会学化的比较神话学研究，杜梅齐尔提出了由社会三重功能来形构理想的完整社会乃印欧文明所共有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这是从二元联盟的等级性团结中产生的一种政治观。通过承继莫斯与葛兰言的理论关怀，杜梅齐尔考察了印欧文明的等级构成与君权运作的社会学原理，并将联盟这一概念运用到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逻辑的考察分析中。杜梅齐尔的政治发生学研究不仅改变了古典学以印欧世界的城邦制度与神圣王权为理论基点之人文探讨的视野，也拓展了人类学以土著社会的联盟组织和头人制度为问题核心的经验考察范围，为现代社会科学搭建起了一条贯通部落组织、古典国家与现代政治的比较研究路径。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而言，这种穿透性的考察极富启发性。     

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关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形态，以茶叶为例，描述了茶叶经营过程中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网络，论述了农业的技术细节和交往细节如何塑造了这一经营组织形态。茶叶种植、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决定了家庭经营的独特作用，但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还需要市场网络与之配合。这个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解决一定的“组织困境”，经营者普遍使用类似“和稀泥”的方式解决监督管理问题。本文紧扣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分析特色农业的组织形态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交往细节具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意会”的意涵，通过对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的分析，深挖交往细节背后的历史维度，可以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结合起来，推进社会学对社会关系的研究。     

现代宗教是理性选择的吗:质疑宗教的理性选择研究范式

本文在关注宗教社会学理论如何给现代社会的宗教现象以合理的解释的同时,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现代宗教的取向提出商榷。尽管理性选择理论非常强势,号称有相当普遍的解释力,但本文还是试图对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宗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 “宗教经济”范式中的宗教市场的“供方”与“求方”是理解宗教的错误逻辑,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重要概念中有相互混淆和偷换之嫌。本文最后指出,目前仅以宗教市场理论研究中国宗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谨慎地使用。     

承认的社会构成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对美欧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研究的述评

文章回顾、评论了美欧学者对于邻里效应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的归纳、邻里效应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文章指出，邻里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说明。如果要采取某种混合居住的政策以帮助社会下层并降低住房不平等以及总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现行住房政策将不得不做出改进。具体说来，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配合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少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表现良好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制度的照顾范围以内。同时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激发社会学界乃至于社会科学界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者更多关注于邻里效应和社会不平等研究。     

Editorial: Loss and renewal

The authors review the literature that calls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relational theory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 Two strands of relational theory are important to developing a relational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the psychoanalytic and the feminist. Based on a feminist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ality, Dorothy Smith has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can inform social work practice on the macro level, which she has terme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looking at ways that relational theory can inform macro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we can begin to formulate a more general relational perspective—beyond the clinical—in social work.     

“惯习”与家庭消费理念研究

本文以布迪厄“惯习”理论作为研究家庭消费问题的理论支撑点,首次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消解“惯习”家庭消费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是从根本上反思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性消费,引导人们科学认识“消费惯习”、确立科学健康消费理念的理论基础等思想,填补了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