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历史剧的一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传统历史文化地位的上升以及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一些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剧纷纷登台亮相,这些剧作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神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吸引着广大观众的眼光,使观众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领悟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无穷魅力。但是随着夸张、虚构等剧作手段的大量运用,许多历史剧存在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历史人物的不良现象。具此,笔者谈一点历史剧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历史人物的严重危害并提出一些历史剧创作遵循的原则,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论历史剧的拟历史性

从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看,拟历史性是历史剧的基本特征。历史剧的拟历史性指的是历史剧由一些有着历史意蕴的意向性的再现客体构成一种虚拟的历史。从已有的历史剧作品来看,其拟历史的类型主要有原型虚拟和非原型虚拟两种,原型虚拟又可分为吻合式原型虚拟和变异式原型虚拟。拟历史性表明历史剧不是历史本身,但却努力代表历史,并试图遮住历史,让观众相信它们就是历史,从而能够以历史的名义表现它想要表现的旨趣。大众普遍认可的历史剧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剧作家是否对历史抱有高度敬畏的心态,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是否能表现丰富的意义,以及作品是否能让"历史"走进当代生活。在过去有关历史剧与历史关系的长期争议中,最大的缺憾是没有认识到历史剧中的"历史"是一种拟历史。     

历史剧创造的人性深度

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在人性方面存在同构,历史剧作家和现实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历史人物。相通的人类本性像一座心灵之桥,沟通了历史和现实。观众欣赏历史剧,不是单纯地去寻求历史知识,而更是把它当成审美的对象。这就要求史剧作家追求人性真实的深度。但是历史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必须符合历史逻辑和性格逻辑,否则就失去历史的真实性,不能成为历史剧的创造。     

历史剧题材的审美特性

历史剧的题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戏剧性是它的主要审美特点。这首先表现在时代矛盾的聚焦性,戏剧性的历史时代、转折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矛盾的多重性与聚焦性,往往是国家民族或群体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一共性特点是历史剧作家在题材选择时不谋而合的艺术追求;其次是事件冲突的激变性,即历史事件能够构成对历史人物的严峻考验,并能引起人物关系的迅速变化。历史剧的题材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而且还具有非世俗性的特点。但是,为使历史剧适于观众的欣赏水平,历史剧的题材还必须具有通俗性,因而,它是非世俗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曲史观发微

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属性,古人深知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曲、史自是两体。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认为曲中有史格自高,历史文化内涵和史鉴价值提高了历史剧的体格。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创作,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中有实有虚,虽有部分论者反对历史剧过分拘泥史实,但总体而言推重据史实录,显示出史官文化对历史剧创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古人对历史剧传播历史的承载功能的看重。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试论申凤梅对三国历史剧的贡献

越调,因三国历史剧的影响而被列入河南三大剧种之一。申凤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了京剧、豫剧等其他剧种的精髓和艺术表现手段,将新的理念、新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注入三国历史剧的创作与排演中。她把饰演三国剧作为对历史精神的解读,作为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的体验与表达,在塑造历史人物、抒发人文情怀、阐释历史精神、揭示历史人物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等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创造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由“ 史” 变“ 剧” ：历史剧编剧方法论

历史剧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别,在戏剧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总是关注历史剧在历史题材上的限制,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本文认为,历史剧除了内容上的限制外,还有历史文本作为"前结构"带来的形式上的限制,历史剧编剧则涉及对历史文本的二度创作或改编。本文在比较历史与戏剧文本写作异同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在历史剧创作中实现由"史"变"剧"的转换,旨在从编剧方法论出发为今后历史剧写作提供启示。     

电影观众心理初探

中国许多影片缺乏市场竞争力,原因之一是长期忽视了对电影观众心理的研究。现代电影的重心已明显地从电影文本转向电影观众本身,这就是“观众论”,其研究重点是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心理和结构。在经济规律支配影片发行市场的今天,应当重视电影观众的研究,探讨电影观众的内涵、层次,探讨电影观众的多种心理和观众心理对电影发展的美学意义。     

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的不谋而合。在当下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革命历史剧从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细节描摹的三个层面进行流行式的文本创新,迎合观众对不同时空历史情境的参与渴求,从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直面“孤证”:态度·方法·价值

“孤证不立”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当代文学史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性”。“毛罗对话”、“关于《古船》的指示”、多多的“白洋淀诗歌”与“路遥转让工作名额”事件，均为文学史孤证，却能在史实晦暗难明的情况下，显现历史真相的冰山一角，成为撬动历史真相的第一把“杠杆”，具有不容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一条孤证引发证实与证伪的学术讨论，将被埋没的史实钩沉出来，就是孤证的独特价值。“证实”孤证，给还原历史史实以有力的启迪或深刻的暗示，循着孤证线索建立完整的证据链；“证伪”孤证激发人们钩沉历史真相的兴趣，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孤证，当孤证尚孤之时，给予孤证足够的尊重和宽容，不能用简单的真假判断将孤证封杀在摇篮里。对待孤证，既要坚持“孤证不立”“孤证不举”的学术规范，亦当充分考虑当代文学当代性、现场感，采取“孤证不废”的策略，建立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的史料学态度与方法。     

晚清时期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和诠释

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和诠释,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之一,又是当时中国御侮雪耻、变法求强、推翻帝制和创建共和之迫切现实需求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更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难于强求一律的两种视角——有感于伊沛霞著《宋徽宗》及相关评论

伊沛霞著《宋徽宗》是一部用西方观念讲中国故事给西方读者听的书。与我国有关论著相比,相同之处不少,如强调辨析史料、注重问题意识。不同之处更多,如我国学者大多继承“以史为鉴”的传统,她反对“反思史学”;我国学者往往着重从民众的角度看历史,她从徽宗的视野看时代,对徽宗表达了更多的同情;作为皇帝的徽宗在我国历来形象负面,她力图予以修正。“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些不同根植于中西方学者视角的差异。两者很难强求一律,只能求同存异,实无“接轨”之必要。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清明上河》与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与繁荣,是时代的需要与作家群体文化自觉的自然体现。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李自成》《康熙大帝》《清明上河》分别代表着长篇历史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牵涉到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表现方式与文化立场问题。《李自成》获得时代的厚爱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时代的需要,一方面是他长期的艺术积累与思想准备,一方面是他独特的表现方式。大历史与小历史及其互动问题成为文学发展的新命题。真正代表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突破成就的不再是姚雪垠,而是凌力、唐浩明、二月河他们。他们因为思想解放而不断超越历史,使长篇历史小说的表现方式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表现。进入新世纪之后,高有鹏的《清明上河》则意味着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再一次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风俗描写与历史文化生活再现为标志形成的文化生活的不断复原,历史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表现出民族文化自觉的成熟品格。     

新世纪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史体系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日益繁荣,在建设世界史新体系方面,提出了三种新史观：“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化史观”。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围绕这三种新史观,从世界史学科新体系建立的必要和可能、全球化、全球史观和世界史学科建设、构建世界史新体系的几重困境和偏差等方面对构建科学合理的世界史新体系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全面探讨和反思。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论中国历史的中心性

在整个中国史学史上, 始终存在着一种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思想要求。从20 世纪开始,这种思想要求以一种更加醒目的方式凸现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股最内在的基本力量。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列宁的青年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重温《青年团的任务》有感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青年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建设共产主义是时代赋予广大青年的历史使命;鼓励青年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坚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斗争性;将教育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列宁的青年教育思想对于教育我国当代青年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掌握社会急需的本领和技能、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