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试析胡寅排佛思想中的政治理念

宋朝佛教的兴盛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和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对佛教的呼声连绵不绝,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胡寅通过专门的辟佛著作和史学评论详细地阐述了排佛的主张.而在其排佛之论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借排佛述政论,含政论于排佛,这可以说是胡寅阐释自己政治理念的独特方式.     

韩愈领导统御思想简论

韩愈不但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他的领导统御思想颇为丰富,即使与古代的著名思想家们相比,也并不无特色。韩愈是儒家道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他一生极力反道辟佛,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卓越,自然为历代研究者所称道,而对他的领导统御思想却有所忽视。本文试从韩愈的领导统御思想方面作一述评。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从《论佛骨表》看韩愈崇儒排佛思想中的身体关切

《论佛骨表》反映了韩愈崇儒排佛思想中的身体关切。表文的叙事体现出强烈的驱邪焦虑。百姓狂热奉养佛骨的自残行为,君王因奉养佛骨而寿夭,都令韩愈认为佛骨具有邪祟之力。韩愈高度重视身体在儒者履道中的意义,认为弘扬儒道应以充分尊重和彰显儒士的身体力量为基础,健康的身体和旺盛充沛的生命力,是履践道义的保证,而佛骨令人身残寿短的邪祟之力,则会导致华夏风俗教化的隳败。历史上围绕《论佛骨表》是“表”还是“疏”多有争论,通过辨明此文为“表”,联系“表”文注重书写“忠君心曲”、注重君臣伦常之情表达的文体特征,可以进一步理解,对君王身体的关切,是此表重要的出发点。韩愈期望保护君王之身体免受侵害,进而维护华夏道德教化之根基不被动摇。韩愈谏迎佛骨所蕴含的身体关切,对进一步观察唐代儒佛冲突的复杂内涵颇具意义。     

尹湛纳希“佛将世搞空”的反佛思想

尹湛纳希是我国近代儒学北渐文化变迁中出现的无神论思想家,反佛思想是他无神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丰富的反佛思想既贴近现实生活又有深刻的学术性,便于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掌握。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潮流中,尹湛纳希的反佛思想不仅是值得总结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     

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反佛思想

本文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并以书外的有关言论相印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认为司马光反佛,是因为佛教耗蠢天下财富,佛教徒是社会动乱的因子,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本文还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与唐代反佛志士有关思想相比较,指出司马光反佛思想还没有摆脱唐人反佛的老路,而且与其温和的政治态度相一致,反对过激抑佛行为。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

在东亚儒学的发展中,不论中国的明(1368-1643)、清(1644-1911)时代,或是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乃至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8),朱熹(号晦庵,1130-1200)思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朱子学往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对朱子思想提出修正观点,也引发了触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乃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择取德川时代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贝原益轩(1630-1714)等三位朱子学者的思想为例,探究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受容,以呈现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朱熹和郭雍的蓍法之辩

郭雍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郭雍认为《易》是圣人为明道而作,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皆为附会。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以《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均源于《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蓍法。两人在不同的易学观产生了不同的揲蓍法,郭雍主张过揲法,朱熹主张挂扐法,二人就此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檗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就有关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规定,秦汉时将这些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国西夏王朝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思想上,儒家以“仁”为出发点,主张善待自然万物。宋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发掘搜罗中国古代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定,探讨各家各阶段环保思想源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环保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归太虚而成圣人——大盐中斋的太虚境界探析

大盐中斋在思想学术上以阳明学为立足点,兼收程朱,其思想以＂太虚＂为核心,归太虚就是要遵从天地万物之理,成就圣人境界。要归太虚,必须致良知;而良知为气质所拘束,只有变化气质,消除气拘物蔽,达观生死,才能使心复归太虚本体,真正达到致良知;与致良知相对而言,去虚伪也是归太虚的一个方法,即祛除人欲虚妄以显现灵明良知。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