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思维的巨大飞跃──论《楚辞》对《诗经》“比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比兴艺术手法为《诗经》所创，《楚辞》则踵事增华，第一次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比兴艺术。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艺术思维到《楚辞》则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诗经》句尾语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人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末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古代诗歌比兴传统的建立及对诗歌的影响

赋比兴是前人从《诗经》中概括出来的三种表现方法,后世所谓“比兴”在《诗经》中即指比兴合用和通篇用比,使诗歌具有了含蓄凝练的韵味,具备象征的意义。《楚辞》“比兴”发展为以“香草美人”寄托诗人的审美理想,使诗意含蓄曲折,思想隐晦。从此,“比兴”的传统一经确立,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大特色。我们在欣赏古代诗歌时,遵循审美的特殊规律,以诗歌的意象为线索去领略含蓄隽永的韵味,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使欣赏更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推源析流活越诗

作者认为《诗经》虽无“越风”，但从散见于古籍中仅见的越诗看，其源流已可追溯到远古。文章论述了楚辞之前即已存在的越骚体诗的特点，进而论定了古越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谈汉魏六朝乐府诗的修辞艺术

汉魏六朝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闪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颗璀灿夺目的艺术明珠,乐府诗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及手法上比诗经楚辞有了较大的进步,对后代诗歌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丰富优美的旋律奏出了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唐诗宋词的辉煌乐章。在这个旋律中,乐府诗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修     

阮籍《咏怀诗》和《诗经》《楚辞》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阮籍的《咏怀诗》和《诗经》、《楚辞》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咏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的讽刺精神,发展了《楚辞》的象征艺术,同时也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主体精神。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代表东汉时期的诗歌创造水平的《古诗十九首》相比它之前的《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等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抒情艺术上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使五言诗基本成熟。文章从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上、人物外形刻画上以及诗歌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十九首》在艺术上对前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与《诗》、《骚》

毛泽东爱读《诗经》和《楚辞》,曾经抄录、熟诵、引用和评论。“诗言志”、讽喻、风雅、比兴以及《楚辞》的积极浪漫主义,都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

《诗经》《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然而汉代由于大赋兴起却逐渐淡薄。《古诗十九首》延续了《诗经》《楚辞》抒情特色,采用悲情意象和鲜明的对比,运用大量叠字,甚至以乐写悲,营造出浓重的悲怨底色。这种写悲抒情传统极大影响了建安诗歌,同时对后世文学而言又具有典范性的审美价值。     

“楚些”今踪——谈白马藏族民歌中出现的“些”

《楚辞》的形式特点,与《诗经》相比有很大不同。它的句式中大量运用“兮”和“些”,其中“些”字只为《楚辞》所特有。《招魂》因“些”的通篇使用,而被称为“楚些”。“楚些”又因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泛指《楚辞》。其实,《楚辞》中的“些”字,主要集中于《招魂》的的第二、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仅最后用,第四部分属于“乱” (歌曲的高潮部分),     

简论汉乐府民歌对"家"的表现及其成因

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民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重大变化,其中对“家”这一社会现象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尤为突出。此种现象与两汉的社会结构、统治思想和诗歌理念无疑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从《召南·江有汜》看巴渝歌舞对中原诗歌的影响

《诗经》中的“二南”是一种音乐上的分类,最初也与特定的地域相关.根据诗歌中所涉及的地名及“召南”的地理方位,可确定《召南·江有汜》采自长江上游,即巴渝地区.结合汉代以后被改编过的《巴渝舞》推断,《江有汜》的“三音步”正是巴渝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西汉开始,南方巴渝歌舞及“楚辞”传入中原,不仅丰富了中原诗坛,也推动了诗歌主要样式的变革:从以“偶音步”的四言诗为主,发展到以“奇音步”的五言、七言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