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所内涵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武器。巴金是中国文坛上第一位以忏悔者形象出现的作家 ,将忏悔主题带进了新时期文坛 ,展开了人格与文学的双重忏悔。巴金的《随想录》与韦君宜的《思痛录》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字架上的拯救──中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忏悔意识之比较

中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但俄罗斯的西方文化渊源，使它承继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与忏悔感，中国文化则具有“乐感”色彩，直到近代，受西方影响才出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忏悔。而１９世纪以来，中俄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所产生的阶级忏悔，则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真实的声音——巴金新时期艺术散文简论

巴金的《随想录》是新时期散文的先声。其中的艺术散文具有直面现实、尊重历史的勇气。作者对封建专制意识的沉痛批判和自我忏悔意识,代表了鲁迅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劫难后的生命选择,也代表着以＂五四＂为象征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诞生和传播、生根和发芽的曲折历程。     

《黑骏马》与《复活》中忏悔意识的比较

将《黑骏马》与《复活》进行比较，可能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细读作品会发现二者共同具有的仟悔意识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从忏悔意识产生的背景，忏悔的内容，忏悔的具体行为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进而探究两位作家的思想意识。     

灵魂忏悔与自我表现——从自传的角度论卢梭与郁达夫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自传———《忏悔录》。在众多崇拜卢梭其人 ,仿效卢梭写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之中 ,与之最为贴近的要数郁达夫。时代精神的契合、文学观念的相近、个性气质的投合 ,使郁达夫对卢梭很偏爱 ,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 ,从卢梭和郁达夫的自传中却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精神内涵。卢梭的自传只是借用“忏悔”的外衣 ,目的就是要突现自我 ,表现自我。与之相比 ,郁达夫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到这种程度 ,他没有卢梭那样对自我的充分信任 ,他是在忏悔中寻找希望。卢梭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而郁达夫也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胆探索者     

《伤逝》与《复活》比较论

托尔斯泰的忏悔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鲁迅有重要的影响,使鲁迅的忏悔不像基督徒面对牧师说出自己的罪过一样,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良心的安宁,也不同于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烦恼,卢梭的自剖,在忏悔中包含超越世俗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骄傲。而是在本质上接近托尔斯泰的忏悔,是良知审判与道德规范的融合,在忏悔中包含着灼热的忧国忧民意识。这种影响融化在鲁迅的创作中,在《伤逝》中体现为涓生与《复活这》中的聂赫留朵夫一样具有深沉的忏悔意识、执著向上的精神、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思想模式,而且由于主人公忏悔的苦痛、执著追求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两部作品都弥漫着忧郁感伤的色彩。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忏悔意识

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忏悔意识不强,然而在现代文学中,那些标志着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渗透着强烈而深刻的忏悔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忏悔意识的形成,既源于作家的个性气质,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根源,同时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影响与超越--郁达夫与卢梭忏悔意识比较

西方人重忏悔,中国人重内省.卢梭的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它对中国文化的代表郁达夫作品的忏悔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郁达夫从卢梭那里借鉴了西方式的历史忏悔,把自我剖析、自我忏悔与历史批判与人的解放结合了起来,从而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思想蕴含.     

追求完善的必由之路--比较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内在心理活动和自我约束机制。鲁迅和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表现为忏悔主体的自觉性、忏悔内容的深刻性和忏悔过程的连续性与持久性;同时,他们在忏悔的终极指向、忏悔的具体内容和忏悔的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性自我救赎的心灵地图

浮石的《青瓷》《皂香》《红袖》《新青瓷之秘色》《新青瓷之窑变》等一系列小说,用通俗的文本,高度还原了现实中的男女关系、官场关系、商战关系;作者于炼狱中反思人性,对人性进行救赎,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忏悔意识,作品堪称一幅人性自我救赎的心灵地图。     

忏悔意识下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善于剖析和拷问自我的灵魂,他们都将个人的罪孽感、痛苦感融入群体当中,并肩负起对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前途的忧患重任。由于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忏悔意识。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他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忏悔道路:鲁迅是通过自我批判从而否定自我,而陀氏是通过苦难的净化从而肯定自我。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关于自首认定中“隐瞒犯罪记录”问题的思考

自首认定中犯罪人没有供述先前犯罪记录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成为一个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话题,导致此种争议的根源在于:要么是过度坚持"真诚悔过"的标准,要么是过于扩张解释"主要犯罪事实"的范围。"犯罪记录"和"前科"、"累犯"是两个层次的概念,"犯罪记录"不属于后罪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范畴,对于"犯罪记录"的隐瞒不影响自首的认定。但是,如果犯罪记录异化为"主要犯罪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不在此限。     

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路径之回顾与前瞻

通过系统梳理1979年以来公安部发布的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规范性文件,既可以回顾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又可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公安机关更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探寻新的路径。在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我国公安机关最高主管部门作出了积极而持续的努力,但是其仍然有广阔的作为空间,未来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切实成效,仍有赖于其作为力度之大小。     

侦讯逼供论

逼供是证据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嫌疑人不得不招供。现代法治重视口供的自愿性。侦讯需区分刑讯和逼供。逼供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不能用理想标准衡量,而需用"非任意性自白排除"等规则去限制。这些规则是调和法律矛盾的产物,有助于口供自愿性的认定。侦讯附带的心理"痛苦",不等于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关键在把握自愿之度。侦讯心理逼供之技术,需研究犯罪心理痕迹的激活、催眠暗示等。其心理唤起,会形成逼供情境。逼供行为的合理性,需辨别"精神逼供"中的"精神刑讯"。排除"精神刑讯",除了法律规则,还需智谋运作。侦讯智谋,需借势而为,以势逼之,以险胜之。     

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

新时期以前22年,我的文字,正确错误参半,教训多经验少.新时期以来,基本上不作违心之论,但杂事仍不少,未能"专心著述",只是在中国新诗史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首先,要从证据能力上对口供加以必要的限制;其次,应该从程序制度上对口供的取得、使用予以规范.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