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的转进——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焉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从而在内圣外王两方面将《中庸》进一步大大推进了,这客观上为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先秦儒学价值本体的形上建构与内化转向——基于《易传》与《中庸》视角

《易传》与《中庸》从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联对儒学价值本体进行了不同界定。《易传》侧重从形上天道建构价值本体,从价值维度以天道恒转为人道运行提供本体根据,凸显本体"弥纶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中庸》更强调主体心性对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上下沟通,揭示人道价值的日常规范性,侧重对主体心性的照察,致力于将超越性本体内化于主体心性并展开于百姓日用常行,将形上天道转化为现实价值原则,在庸言庸行中追求高明的道德境界。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新解

《中庸》最根本的旨意是阐释道自身及其表现。中庸和诚并不是道的众多特性中的某种特性,而是道自身的本性。这意味着,道就是中庸,道就是诚。作为如此,道一方面显现为天道,另一方面显现为人道。当从人道尽天道时,人也就是行走在中庸之道和诚之道上,并能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中庸》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

《中庸》以“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并将“诚”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由此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同时,以一个“内通于性,上通于命”的“中”字作为沟通个体内在心性和外在道德实践的桥梁,通过个体的内心不断的“诚诚”和日常生活中的“用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和”境界。这一过程使《中庸》在其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较之先秦其他儒学文本而自成一体,卓有建树。     

郭店楚简《五行》思想浅议

郭店楚简《五行》包含两条线索：天道与人道之别,思的问题。天道与人道之别又可表述为五行与四行之别,其细微之处在义与仁的差别,而思作为心的能动能力贯串于上述问题的发展中,构成了五行德目相生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五行》篇展示了“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的君子形象,从而与《孟子》中“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形成了关联。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孟子与庄子的天人观比较

天人观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命题,孟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孟子和庄子的天人观,既有着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同一性在于都认可“天”的主宰性,并且认为天与人之间最终能达到“天人合一”。其差异性则有三:一是对“天”的意义有不同的阐释;二是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有不同;三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方法不同。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路线，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指出“弑君”与“诛一夫纣”的不同，从而肯定了“诛一夫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注意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环境能够影响人的语言，客观上触及到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言无实不祥”、“言近而指远”两大判别语言好坏的标准；并通过“知言养气”说将其语言哲学与人格修养论辩证地联接起来。质言之，孟子语言哲学所凸显的是其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及其语用学旨趣。     

科学发展观：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发展之路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以科技力量为支撑的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发生了深刻冲突。这个发展思路为中国的未来规划了一条融合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发展道路。“以人为本”不仅要“以人民为本”,还要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合理的权利诉求,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杜维明与成中英的儒家核心范畴论

美国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成中英,以一种分析的、描述的方式来检讨儒学思想模式的某些显著特征。二人先争取到同情了解的真知,再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创造转化,从而揭示儒家"仁"与"修身"、"人"与"人文主义"、"中庸"等核心范畴的深刻价值,以期更加深入翔实地了解和展示儒家哲学的原貌。     

孟子的人格美学与自主精神

孟子美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人格美学精神,他提出了“充实之谓美”,“万物皆备于我”,“仰不愧于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一系列高扬自主精神的话语,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意识,人性色彩和人格自主的悦乐感,创造了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具有现代价值。     

“天地境界说”的生态伦理意识及现代价值

冯友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其《新原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人生四境界说,认为“天地境界”是人所能达到得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说”被理论界认为是建构未来道德哲学的基础,但仔细研究却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人类并非是唯一价值的主体。自然同样也是价值的主体。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孟荀交互主体性思想初探

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状况,提出了方向相异的哲学伦理学说。孟子认为仁爱是处理人与人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把仁爱与人的本性相结合,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强调礼作为规范对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存在的重要性。他将礼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思想,表现了先秦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中国传统交互主体性思想的基本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