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的转进——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焉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从而在内圣外王两方面将《中庸》进一步大大推进了,这客观上为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于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转进的新探讨—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曰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荀子与《中庸》

今本《中庸》原为《中庸》、《诚明》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部分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荀子主要接受了《中庸》的思想,而对《诚明》进行了改造。荀子对《中庸》、《诚明》两个部分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相互影响、借鉴、改造的复杂关系。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庸》新解

《中庸》最根本的旨意是阐释道自身及其表现。中庸和诚并不是道的众多特性中的某种特性,而是道自身的本性。这意味着,道就是中庸,道就是诚。作为如此,道一方面显现为天道,另一方面显现为人道。当从人道尽天道时,人也就是行走在中庸之道和诚之道上,并能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原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概括。它表现在创始者孔子那里,就是“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它表现在“亚圣”孟子那里,就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为依归的仁学。它表现在荀子那里,就是以“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基础、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最高理想的礼学。而儒家早期经典《大学》所阐发的以修齐治平为基本内容的三纲八目表现的正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纲领。同样,《中庸》所阐发的以“诚”为本、以“成己成物”为主要特征的“合内外”之道更是从天道人道相贯通的角度发挥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吕大临“虚而诚”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宋明理学的焦点问题,吕大临是“关洛之间”的重要人物,他在继承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观理论,并以“虚而诚”来表达对“天道”这一形上本体的体认。一方面,吕大临以“虚”和“诚”来形容天道无形而实有的特征,展现出天道的超越性、客观实在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吕大临更加强调“诚”的价值,指出“诚者,理之实”,并且认为天道是“致一而不可易”之“诚者”。由此可见,在吕大临天道观理论中,“诚”即为天道,并且具备了“至诚不息”之宇宙本体论意义。     

试论“诚”的理论渊源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诚的理论渊源也非常的悠远:首先是《中庸》中的诚,尽管它以中庸命名,而诚却是其核心的观念。《中庸》不仅有下贯,实现诚明,而且还要通过上通实现明诚。其次就是李翱的诚,李翱在《复性书》中极力推崇诚的观念,并以佛道思想对先秦的诚进行了改造,使诚这一范畴得到了新的发展。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谢文洊《中庸切己录》思想内涵析论

谢文洊（1616-1682）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省南丰县人，时人称其“程山先生”。笔者根据谢文洊《中庸切己录》的阐释发现，其试图将程朱的理学观点与孔孟的修养方法融合，且对《中庸》的天人关系、人伦实践，以及慎独思想的内容多有发挥。本文以《中庸切己录》内容为例，析论谢文洊《中庸》思想内涵，分为“天道率性”“切己工夫”和“慎独达德”，三部分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