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在《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的基础上,对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的交游及诗歌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为：开元十七年秋,于溧阳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是年冬于扬州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作《赠孟浩然》的新观点和新系年。     

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对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交游为: 开元十四年暮春初识, 作春日归山寄孟浩然,开元十五年作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新观点。     

《上李邕》是李白早年蜀中所作

李邕为李善之子,是开元天宝中颇负盛名的作家。两《唐书》文苑中有传。李白、杜甫、高适等大诗人有都曾与之交游;晚年被奸相李林甫嫉恨,杖杀于齐州任上,李白、杜甫都有诗作悼念他。李白何时与李邕交游?这涉及李白的《上李邕》诗的系年。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在天宝四年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此,     

自由与爱——李杜诗的主旋律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之所以万丈长,关键是李杜提出了根本性的人生问题,李诗的主旋律是自由,杜是爱。 一、逍遥游 李白的逍遥游,当然来源于庄子。如李白的一些求仙学道的诗,“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古风》),“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充满着对摆脱束缚的逍遥游的憧憬,而落脚点仍在“心无穷”,即心灵的自     

李白与元丹丘、玉真公主交游新考

本以切实的资料，考证出崭新的结论：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曾在青城山修炼；李白自叙“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即青城山）”，“东严子”就是与他“弱龄”订交，结为“异姓天伦”的道友元丹丘，他们三人在青城山结识，故后来李，元二人均由玉真公主推荐入朝。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而皆作于开元二十三年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李白与随州

李白在随州留下的诗文,至今还没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讨论一下李白与随州的关系。 一、李白与胡紫阳 在《李白集》三十卷中,留下了李白与随州有关的诗四首,序二篇、碑铭一篇。每篇都有与胡紫阳有关的记载。李白在随州的交游关系,都是以胡紫阳为纽带而联系的。要搞清李白与随州的关系,只有了解了李白与胡紫阳的交往才有可能。     

李白送别诗的浪漫主义

李白一生大约写了一百五十多首送别诗,其中当以第二次漫游(744—755)为最多。因为这时,无论李白的生活阅历、世界观、艺术修养都日趋广泛、成熟、提高,所以才出现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如《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梦游天姥吟留别》、《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等。但由于李白所交往的多是道士、诗人,尤其是封建官僚,因此劳动人民的生活很少得到象杜甫诗歌那样的反映,使诗歌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另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李白的浪漫主义大多与“山”有直接关系,如《蜀道难》写蜀道之山,《梦游天姥吟留别》写天姥山,《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华山,在一百五十多首送别诗里,写归山、登山、游山的作品竟达近三十首,约占送别诗的五分之一,其数量之多,成就     

李白《大鹏赋》系年考

《大鹏赋》是研究李白行踪的重要之作。《大鹏赋》系年历来说法不一。从李白和司马承祯的行踪与交游来看，此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商游夔州返回江陵之后。     

论元、白的交游与政见的分合

白居易与元稹是知交好友,二人在政治上虽有一致之处,但也有分歧,通过梳理他们的交游可反映出二者之异同.从元、白与刘禹锡的交游可以看出二人对永贞革新持同情态度;从他们与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游可以看出元稹更接近李党,而白居易则超然于党争之外;从他们与裴度的交游可以看出白居易反对宦官专权,行事洁身自爱,而元稹后来则对宦官有所倚重.     

李杜交游诗述补

近撰《飞蓬自远与终朝独思——李杜交游诗述略》一文(《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2、3、4期连载),试图对李白与杜甫之交游及其交游诗作一较为系统之考察。为不使行文过于枝蔓,因另为《杜甫〈遣怀〉诗吹台辨》文(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以辨明杜诗《遣怀》“气酣登吹台”之“吹台”实为“平台”之误。而此文限于篇幅,有的相关问题无由申说,故更为补说于此。     

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考

刘禹锡、柳宗元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的始年,学术界要么漠视,要么避而不谈,实在绕不过去则存疑,则云早年交游无考,如为这些诗人作年谱、编年笺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这几种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关系作一个精细的梳理后,便能发现,刘、柳与元、白的交游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在贞元十九年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贞元、永贞、元和之际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对元、白早年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能够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     

浅谈李白的情意诗

李白以他洒脱不凡的笔触给后人留下几百首珍贵之至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表现了他一生的思想和经历 ,也表现了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的一生。这不仅体现在他秉有游侠、策士、洒徒等人的气质和行径 ,而且体现在人复杂的思想观点上。李白数量最多也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抒情诗 ,此外他还写了不少饮酒诗、山水诗、游仙诗 ,这些作品不仅从内容上经常难以区分、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大体一致的。以上所说四类作品可以从中看出李白的主要面貌 ,却还不能概括李白的全貌。李白生平交游之广 ,世无其匹 ,在王候、将相、朝臣、大小地…     

邂逅在唐朝

有一种古典,最诗意,最中国,在缤纷的文化长廊中,最夺目。它的名字叫唐朝。唐朝是一条繁华雍容的街道,是一条芳香四溢的花径,是一道狭长未知的水路,是一个荒凉无人的渡口,充满各种人生际遇。总会有一些邂逅的雨丝,飘落在泛黄的书页间。最深情畅快的当数李白与汪伦的邂逅。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李白从秋浦（今安徽贵池）前往泾县游桃花潭,遇到当地人汪伦,交游甚欢,汪伦常酿     

元好问在浑源交游著述考

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贡献已有定论,作为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史学巨擘,足迹半中国,交游遍天下。而距元氏家乡不远的雁门关外的浑源,也是人杰地灵,既有恒山、龙山胜景,又有雷、刘文学家族之盛,元好问与浑源雷渊、魏璠、刘氏父子素有交往,并两次亲临浑源,流连于山川之间,放歌吟咏,存诗之富,胜于他乡。通过对元氏在浑源行迹的考证、著述的解读、交游的梳理,借以订正讹误,希望对元好问和浑源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