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吴宓的伦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学"不同,吴宓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进而救国经世.吴宓伦理思想始终以对人的关怀为主题,强调以传统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终贯穿着其伦理思想的主题,因而吴宓坚持教育、文学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人生-人性-道德:吴宓文学思想的内在结构研究

本文以吴宓的文学思想及其赖似支撑的新人文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了吴宓文学思想的基石与实质,提出"人生-人性-道德"为其文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同时分析了这一结构和批评模式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     

政治动员的形成机制与范式之比较研究

政治动员必然是一种他组织机制形成的,但是政治动员可以借助社会自组织力量或者对自组织行为予以政治吸纳。政治动员包括集体认同和集体行动两种机制,仅可以作为政治主体挑战传统或旧有制度,探索新制度的组织化工具,也可以作为政治主体自我渐进调适以适应环境变革的组织化工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实践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改革的实践,形成了革命型动员与改革型两种基本范式。革命动员的逻辑是"先破后立",而改革动员的逻辑则是"渐破渐立"。革命动员强调"敌人"范式,而改革动员则强调"对象"范式。革命动员以目标和精神激励为主,而改革动员的激励则是建立在分权让利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动员以强制动员和群众运动方式为主,而改革则主要以诱导式动员和运动治理方式为主。     

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考论

1918年,吴宓在梅光迪的介绍下,师从白璧德先生并终身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考论吴宓早年对文学的极大兴趣,与报业的渊源及其办报的初步实践,在"新关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道德自律,以及清华7年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倾向性接受等,初步构成了他的知识框架,呈现出好德内省、新旧兼蓄、中西会通的思想取向。这些不仅是吴宓游美期间(1917—1921)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种子因",而且也为此后吴宓及其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可视为"学衡派"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

方敬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涉及的时间长,而且频率高。方敬既是现代著名诗人,又是有诗人本色的教育家,还是吴宓的同事和领导。由于特殊情势、地位身份和个性气质等,决定了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具有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直接等特点。他们的交往处于朋友与同事之间,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等方式;有寻求政治指导、谈论文化名流、咨询其他意见等内容,多涉及政治性与个人性;这些交往给吴宓带来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既解决了吴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吴宓以充实的精神慰藉。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既显示了吴宓令人感佩的性情与气质,也呈现了方敬受人尊重的人格和道德,同时体现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典型特点。     

中学英语教学中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运用和启示

新英语课程标准倡导探究、合作式教学。探究性教学是以师生共同探究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让学生经历知识发生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方式。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学习方式,是实现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的有效途径,也是时代的要求。     

吴宓倡导的博雅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探究

参考《吴宓自编年谱》及《吴宓日记》,以吴宓留学选修课程勾勒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20世纪20年代的课程体系概貌,又以北大英文学系1924-1925年度开设的课程为例,分析了我国当时外文专业课程体系的特点.通过与上述两个课程体系的比较,从而对吴宓拟定的清华早期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作了实证研究.     

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

屈原与伍子胥出身相同,经历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思想感情。伍子胥是屈原的精神导师之一。屈原多次赞扬伍的忠贤正直,表示要浮江入海,追伍殉国。屈原自沉日期与伍子胥自刭日期亦很可能相同。因此,端午节纪念的人物应首推伍子胥。     

台州方言在吴语中的内外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台州方言在吴语中的分片问题上一直处于游移状态。文章通过台州方言内部各点与南、北部吴语进行最具代表性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特征项的比较,以及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的分析,表明台州方言与南部吴语的相似度超过了北部吴语。台州方言在吴语中是应该自成一片的。如果非得对吴语进行＂非南即北＂的划分的话,那么,台州方言属于南部吴语为佳。     

浅论吴文化资源与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

丰富多彩的吴文化是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在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必须充分挖掘与运用.运用吴文化资源,可以发挥丰富的吴文化优势,弥补苏南高职院校文化的先天不足,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吴文化品格,提升人文素养,培育新一代苏南人,苏南高职院校应成为弘扬先进地方文化的基地.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英雄儿女原无别--读吴藻《金缕曲·闷欲呼天说》

吴藻是清代与徐灿、顾春比肩而三的著名女词人,其词风格多样,其杰出的才华得到时人赞赏。《金缕曲.闷欲呼天说》一词以卓然高异的历史视角,从一己之悲苦转而审视社会全体成员,得出“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泪皆成血”的悲剧结论,表现了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所带来的悲愤抑郁之情。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论郭沫若文化身份的嬗变——从《女神》到《屈原》

本文用文化批评的方法,解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女神》和抗战时期的《屈原》,透视其文化身份的嬗变,研究其对个体和民族群体文化身份的构建,凸显其作品的新的诠释及价值。     

吴贻芳及“厚生”精神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职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达23年。“厚生”原为基督教用语,后被吴贻芳赋予新意,定为校训,发展成为指引其办学、治学、育人、献身杏坛的“厚生”精神。“厚生”精神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厚生”精神的形成、“厚生”精神的内涵及“厚生”精神的影响和意义三方面对之加以探讨,从而全面理解吴贻芳的“厚生”教育思想。     

兵圣孙武子乃齐将田开

春秋兵圣孙武子其人,自南宋迄今,深为学界持疑,甚至否定史有其人。辨真与证伪两派围绕《左传》何以不载孙武子之事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通过对正反双方主要论点之客观比较与分析、尤其是以古代宗室礼制为线索,指出《左传》中实有孙武子之记载,并以国史与家乘相参证,考明孙武子即齐将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