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与经济法

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完善包括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在内的整个间接控制系统,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七五”计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一方面的改革,对于奠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保证“七五”计划各项任务完满实现和我国经济更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加强宏观间接控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央“七五”《建议》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中,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要“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中央这一建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     

中国地方政府的战略转型: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辖区——对萧山地方政府的个案研究

1992年至2000年间,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自发地启动了战略转型:即从原来经营一家一户企业,转向把整个辖区当作一家企业来经营;相应的,其控制地区经济的方式也由"抓住办企业的权利"转向"抓住土地开发权"。这一次战略转型意味着,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演变方向不是单纯的公共服务政府,而是凭借其对地区土地要素的控制权,转向从整体上控制和经营地区经济。     

“市场失灵”与“市场残缺”：简论我国政府宏观治理“两难”处境

市场经济运行在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典型的“市场残缺”问题,解决我国决策宏观治理上的这一“两难”处境的思路,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宏观经济模型应充分考虑包括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等非经济变量;而经济微调、产业调整则应分别制定短期和中长期经济计划,且相互协调。     

温州人和温州的“十四五”规划

正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五年发展规划,其实就是区域发展的基本哲学问题,就是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需要梳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未来的方向及重点工作等。五年规划的缘起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全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中国各级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各级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布局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     

“社区治理”与“在社区的治理”——谈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思路

“社区公共服务”是近年来政府创新活跃的一个领域,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中也提出要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诚然,“社区治理”不仅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型和基层民主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全球范围的治理变革的关键词之一。不过当我们欣喜地看     

间接控制与经济法制

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指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经济的管理上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凋节经济运行。这就说明,要实现经济管理以间接控制为主,其调节手段必然要有一个转变,即必须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也说明,间接控制与经济法制有着内在的联系。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深刻认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加强经济法制的重要性、紧迫性,围绕间接控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对于顺利实施宏观调节机制的平稳过渡,适应和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是很有裨益的。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五年规划对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推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五年计划和规划为顶层设计,引领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民生不断改善。经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阶段,伴随着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过程,13个五年计划(规划)在指导思想、规划内容、决策机制等方面不断演进与完善,推进了中国由工业化体系到现代产业体系到现代经济体系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近代转型及其局限

一与近代西方的道德变迁不同,近代中国道德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传统道德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而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外部挑战和救亡雪耻的现实逼迫。这一方面使得中国道德的自我嬗变来得异常的艰难和曲折,另一方面则使得中国近代伦理学主要不是从传统伦理学那里获得自我变革的理论资源,而是从近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武库中寻找自我转型的灵感。从宏观角度看,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从道德人性论转向自然人性论人性论是伦理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对人性的     

公法的变迁与治理的转型

狄骥首次把社会连带理论带入法学的研究,把公法的变迁描述为从主权到公共服务的运动.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公法的变迁实际上是国家治理技术转型的结果.公共服务取代主权促进了治理技术的全面发展：治理形式由主权权力发展成为生命权力;治理手段由单一的法律之治转向了众多的规范之治;社会的自治和公民的自由变为了一种俭省的治理技术.中国公法的语境与一百年前的西方有诸多差异,应谨慎对待通过公法的变迁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治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因素与十二五矛盾克服——马克思学派增长及周期模型与十二五区间

经济的五年中期性规划中国已编制实施了十一个,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十二五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情形势极不同于以往的情况,目前的背景是对资源的无度索取造成自然与人为灾难频繁、贫富悬殊城乡差距扩大造成社会矛盾积聚、经济危机中盲目行事造成总供给与需求偏离特别是结构更加偏离等等。因此十二五规划就不是一个常规性的规划,而是在明确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区间基础上的一个既有发展速度、经济总量目标的一般常规性规划,又必须是一个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从根本上基础上改变中国被动局面和社会经济面貌的规划。     

关于“十二五”文化产业规划编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1998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并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各级政府“十二五”文化产业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在汲取“十一五”文化产业规划编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二五”文化产业规划编制应注意：高水平、高规格制定国家级文化产业专项规划;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树立新的编制思路;夯实规划编制研究基础;加强对规划编制的管理;科学整合编制队伍资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哲学思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我国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道路。落实、贯彻和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新的总方针,有必要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新的总方针的精神实质,坚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布局,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以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哲学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规划指标体系促进社会民生发展的效果与作用初探——以北京市海淀区“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为例

民生诉求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问题之一,也是＂十二五＂规划中重点阐述和部署安排的主要内容。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积极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内容,也特别重视对民生类指标的设计与实施。本文通过以北京市海淀区＂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为例,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规划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制定促进本地区民生任务的完成,并就规划指标体系对民生工作的推进效果、主要作用、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史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城市史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队伍处于年轻化、高学历化、高职称化的态势,其研究机构和学术团队建设在近年得到较大发展,新型人才培养也得到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中国城市史学科在“十三五”期间有很大发展,不仅突出表现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中国城市史课题远超“十二五”期间的立项数,更表现为发文量和专著出版有着较佳的表现。基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的“十四五”规划调研所获相关数据,结合文献资料,文章对近年来中国城市史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进行了分析,对未来的前沿问题和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     

论规划的法治化

“十一五”规划标志着中国进一步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脱法的计划向法治的规划转变。我国的规划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龙头和主干,涵盖与规划同质的产业政策,规划目标及其实现呈现政策化特征,规划和产业政策已趋于融合。规划具有可预测性和或然性,需由不同利益、不同主体进行博弈,方可辨明其正误和可行性,将字面的设想转变为有益、有效的行动。博弈有赖于引入责任,以明确不同角色及其权益,关注角色的行为和利益,通过体制内外的监督制约包括司法审查,形成对博弈的激励和约束,实现规划法治状态。     

以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推动“十四五”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子系统与基础支撑,通过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要求的分析,探索推动中国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基本路径。研究认为,需要以创新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动力体系,以协同融合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结构体系,以数字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效能体系; 在此基础上,推进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创建优化制度环境; 推动数据信息交易价格机制的完善,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升级“十四五”时期的经济体系。     

“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测度

运用索洛余值法测量和分析了我国“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并分时段分析了技术、资本、劳动三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进而提出应从加大公共教育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等入手促进技术进步。     

关于“十一五”期间发展贵州优势产业的思考

"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使贵州的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一五"贵州经济的腾飞,必须依托予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分析贵州的优势产业为切入点,运用科学的发展观,提出"十一五"期间发展贵州优势产业,意在为促进贵州经济腾飞做有益的探讨.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本科教学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分析了山西农业大学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学校发展处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的重要转型期、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十一五"时期向"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重要转型期。提出"十二五"时期学校工作要围绕建设地方农业院校先进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来设计路径,提高办学综合实力,立足地方,办出特色。认为本科教学工作应积极适应和引领学校转型跨越发展的整体战略部署,推动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教师队伍、教学管理的转型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