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青海省地方志编纂述评

本文对80年代初以来开展的青海地方志编修工作作了总结，对地方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作了评述，并提出了编修地方志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谈新地方志的语言运用问题

地方志,又称方志,亦称地方志乘。它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我国具有编修地方志的悠久传统。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编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地方志的热潮正在各地兴起。但是,当前地方志编纂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对如何编写具有     

广西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告成

"制郡国者,以志为鉴".2010年10月,广西第一轮社会主义方志编修工作胜利并超额完成任务,其中17部志书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在编修三级志书的同时,全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出版其他地方志文献1516部,整理出版旧志及其他古籍46种.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关于新修地方志体例的几点看法

地方志是地方的全史和百科全书,旨在“经世致用”。新修地方志必须因时创新,并根据当地社会结构来拟定编纂纲目。在具体编写过程中,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做到褒贬公正。历史是人创造的,完整地记述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知名人物的事迹,是编修地方志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避免岁月久远史料缺失,生人也应立传,以往从“棺盖论定”原则出发不予生人立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关于文化馆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正>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康熙《卯峒司志》初探

在康熙五十八年编修的《卯峒司志》，流传270余年至今．堪称土家族历史文化瑰宝。该志对卯峒土司的政治年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都有所记载，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土家族历史、土司制度、土家族地方志的珍贵文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众所周知,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饱含国人崇高的精神追求与思想情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当代国人共同理想与价值倾向的凝集,不但可视为是对迫切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的有效回应,还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契合。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进行了探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

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显著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逻辑运演与实践运行上体现出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内在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实现现实联动。只有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静态支撑、动态联缀,才能更好构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向度,强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兴文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兴文县建制始至明末 ,县名县治几经更改 ,未见地方志乘流传。清康熙以来 ,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 ,兴文县几度修志 ,有诸多传本散留后世。对《兴文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 ,由此管窥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天真的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天真"--民族志反思的反思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和根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性民族志作品,它以轻佻嘲讽的口吻,幽默辛辣的手法,开启了对人类学深沉、严肃的反省.本文试以<天真的人类学家>为分析文本,揭示出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其提出的问题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的批判与匡正（下）

《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关于藏历饶迥年与公元年换算问题——兼与《中国硬币标准图录》编者商榷

公元 10 2 7年出现饶迥纪年法后 ,一直为藏族所沿用。然而 ,一些人对饶迥起始年不了解 ,以致出现换算错误     

刘赞廷《恩达县图志》的编纂、版本流传及史学价值

作为刘赞廷所编纂的西藏地区首批县志之一，《恩达县图志》自编纂成稿以来，多次被整理与刊印。其记录了乾隆十一年至民国元年恩达县的自然与社会面貌，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记内容较为客观真实，民族地域特色鲜明，表现手法独特，体现了编纂者以民为本的修志观，在方志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藏学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春秋》经传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春秋决狱”、规范祭祀和立嗣继绝等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而由《春秋》经传衍申出的“守经知权”、“通三统”等理念,则时皇帝专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