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旧体诗探析

周作人的“打油诗”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散文写作,它是周作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艺术转向的伴生物,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表露个人心迹、抒发人生感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旧体诗为我们窥测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变故的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功利化的文学观的疏离与超越,转向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审美主义;二是以此表达一种“古老的忧惧”．一种置身于乱世的忧患、悲悯意识;三是其附逆后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辩解”的辩解。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 ,是 4 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 ,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 194 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 ,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 ,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 ,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 ,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 ,《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 ,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 ,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试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兼与舒芜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但他认为周作人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本文以驳论方式,指出舒芜先生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乃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研究方法之故,如割裂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双重标准来衡度作品等等。正因为如此,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主观化、片面化等毛病。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上的退坡,是他政治上消沉与堕落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前期散文中的固有光彩。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人情物理":周作人随笔的智慧言说

周作人所谓的“人情物理”,具体说,“物理”是指“正确的智识”,而“人情”就是“健全的道德”。周作人的随笔创作不仅给我们知识上的陶冶;同时注意分辨是非,在“赏鉴里混有批判”。周作人重“人情”,讲“人情”,与他深味人世间的苦辛密切相关,而这种“人情”,其实在人世间中是最普通的“常识”,是最平凡的“真情”。     

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信腕信口,自成律度——周作人小品散文印象

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署名“子严”),极力提倡新文学家们写“美文”。周作人所提倡的这种“美文”,按其说法,是指那种“记述性的”、“艺术性的”、长于“叙事与抒情”或者是“两者夹杂”的随笔散记类短文,亦即被称做“小品散文”的文字。 周作人不仅号召“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而且身体力行,写出了篇什众多的精粹的“美文”,建树了卓然的风格,影响和带出了一个散文流派,从一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尺幅千里随意天成——从《乌篷船》看周作人尺牍体散文的特色

《乌篷船》是周作人尺牍体散文代表作之一。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创始者。“尺牍”这一新体的创现,实质集中体现了周作人散文“随意抒写”、“自然流露”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思想。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论废名的乡土文学观

废名的乡土文学观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周作人。“趣味”是废名乡土文学观的核心，对废名的创作思想及其乡土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周作人到废名，“趣味”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