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闲适派散文的个人笔调与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

散文写作是主体最大限度地扬弃共性化的东西向个性化的自我复归,是尽可能地遏制了某种社会性的投射之后对自己私人经验的挖掘、寻觅和占有,是现实化人生向审美化人生的一种过渡。周作人的散文,看似闲适散淡,其“个人主体”始终是话语的中心。周作人散文对“现代性”的运作方式,使日常生活琐事导向一种对“意义”的追寻。周作人强调散文的个人性或私人性,其实是散文家特有的主体性张扬,表现了他强烈的文体自觉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附逆后的周作人心态探迹

上历史上并不缺少一度颇具重名而后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动摇变节的文人学士,但象周作人那样,在出卖民族、隳节附逆之后,面对自己清名丧尽、令德扫地的现实,却泰然处之,既无忽忽如狂的伤痛悼悔,也不百计千方地声辩冤苦,如此漠不介意的态度,实在并不多见。的确,“下水”后的周作人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平静与坦然。在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后的三个多月,周作人即在《玄同纪念》一文中第一次表示了他的不辩解意向:“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这里是一种平静到十二分的口气。不屑一辩,丝毫找不到附逆文人常有的那种起于犯罪感的惶恐和声     

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批评观

周作人认为,文艺应该是“浑然的人生的艺术”。这种文艺观,既反对“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也不赞成“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点,而主张将艺术与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强调“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本是人生的”,“既不必使它脱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周作人解释他的上述文艺观点时说:文艺“本来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它怎能与人生分离?”所以文艺“当然是人生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既然称为文艺,自有其独自的特点,这就是其“独立的艺术美”,即艺术的审美价值。因此他说,“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固然“也是艺术本身的一种作用”,却“并非它唯一     

解读周作人(下)

“寄沉痛于幽闲”　　———读《关于活埋》　　周作人晚年曾毛遂自荐了一批自己的散文 ,除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无生老母的信息》、《关于傅青主》、《游山日记》诸篇外 ,还有收入《苦竹杂记》的《关于活埋》。这篇同是文抄公体的散文却另有特色 ,其特别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二。先说其一。《关于活埋》是讨论“死法”的。这是个大题目 :人生无非是“生”、“死”二字 ,周作人既要关注与研究“人”(人性 ,人生 ,等等 ) ,当然要大谈“死” ,周作人确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死法”(参见收入《雨天的书》的《死法》) ,研究与死有关的风俗 ,以至于鬼…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尺幅千里随意天成——从《乌篷船》看周作人尺牍体散文的特色

《乌篷船》是周作人尺牍体散文代表作之一。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创始者。“尺牍”这一新体的创现,实质集中体现了周作人散文“随意抒写”、“自然流露”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思想。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从佚文《惟有孟母可作女范》看周作人的人格理想与家庭教育思想

《惟有孟母可作女范》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佚文。该文一反“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将一位儒家旧女性孟母树立为女性的典范。这篇佚文既显示出周作人独特的理想女性观和家庭教育观,也显示出其思想的转变,即由早期的激进反传统转向辩证地审视传统,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