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券商声誉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实证分析

创业板市场高发行市盈率与高超募率的现象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及新股发行利益链等理论的分析表明,承销商声誉与私募股权投资是影响创业板IPO市盈率与超募率的潜在重要因素。针对创业板260家公司IPO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承销商声誉与发行市盈率及超募率均显著正相关;(2)私募股权投资与发行市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私募股权投资并不显著提高IPO公司的超募率。因此,为解决我国创业板一级市场定价问题及提高创业板投融资效率,相关部门应重视新股发行利益链中的利益分配及行为规制,增强承销商的保荐责任,延长其保荐责任期,支持私募股权的发展,严惩IPO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加强对各利益群体的引导与监督。     

承销商:声誉为重还是利益为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的证据

声誉是承销商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利益亦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拥有"股东+中介"双重身份的承销商究竟会以何者为重?以2006—2012年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可从IPO抑价的角度探讨承销商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分析承销商在承销业务中的行为,我们发现承销商的声誉对IPO抑价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与IPO抑价之间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对承销商声誉和IPO抑价之间关系的影响,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当承销商未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时,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而一旦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股票,声誉则对IPO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承销商所拥有的双重身份会给其带来利益冲突问题,并且在面对该问题时承销商会更倾向于选择获得利益。     

信息披露质量、产权性质与IPO定价效率的关系研究

以2015—2018年在我国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270家企业为样本,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在信息披露质量与IPO定价效率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IPO抑价率越低,即IPO定价效率越高;产权性质在信息披露质量对IPO定价效率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IPO注册制顺利贯彻落实、加强监管信息披露提供参考依据。     

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基于中国创业板IPO抑价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1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研究了以承销业绩衡量的承销商声誉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研究发现,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中,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新股上市首日的破发现象将导致投资者对新股承销商的认可度下降,这种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将显著降低该承销商随后所承销新股的IPO抑价率。     

我国IPO抑价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创业板的市场数据

IPO抑价是资本市场的研究热点,也是不解之谜。通过对我国创业板市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对我国创业板IPO抑价影响较为明显,其次是信息不对称因素。而承销商声誉和信号理论则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提出了完善证券市场、突出承销商的保荐责任、加强发行人的监管、投资者要加强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建议。     

投资银行的声誉与IPO定价偏低关系的实证研究

西方学者实证研究表明 ,IPO发行人选择的中介机构的声誉对IPO定价偏低有明显负的影响 ,即诸如投资银行的知名度越高 ,其承销的IPO定价偏低程度越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IPO并不支持投资银行声誉和IPO定价偏低负相关性的假设。这归因于中国IPO定价行政化管制的结果 ,发行市场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使得国家的投资银行无法实现对发行公司的价值发现功能     

我国中小企业板IPO定价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选取2004年6月至2005年5月在我国深市公开发行上市的50只股票作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它们公开发行上市前披露的公开信息等相关材料,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归纳判断了影响风险企业IPO定价的因素,并解释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采用市盈率法的定价方法并没有完全反映出企业的真实市场价值.合理的风险企业的IPO定价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成本等因素对IPO定价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新股发行急需重视投资者利益

针对最近一个时期发行人、承销商希望新股发行日程有更灵活安排的呼吁，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新股IPO可在获得批文后6个月内由“承销商和发行人就发行日程和发行窗口的选择做更加灵活的安排”。     

保荐制下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关系研究

保荐制实施之后,承销商声誉与首次公开发行企业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IPO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衡量IPO企业上市之后的质量,并通过模型检验高声誉承销商是否与高质量IPO企业相联系。实证结果表明,高声誉承销商并未与高质量的IPO企业相联系,保荐制的实施并未促使承销商声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IPO承销商托市行为及其研究方法

新股的高初始收益率一直是IPO(首次公开发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学术界都是从发行价偏低(即IPO抑价发行)来解释这一异常现象的,但是自从Ruud提出承销商托市的观点后,学者们便开始从上市后的首日价格过高方面展开研究。文章对承销商托市的具体行为,其与新股折价发行的关系以及托市动机进行了阐述,并探讨了分别基于托市交易数据和后市异常现象的承销商托市行为的研究方法。     

我国新股发行制度变迁与IPO高抑价的实证研究

中国IPO抑价率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抑价率水平,难以从传统的IPO抑价理论中得到解释。中国A股发行制度的变化,无论是发行审核制度的演进,还是发行方式的创新,以及发行定价机制的反复,都直接影响了IPO抑价率。ANOVA分析结果表明,发行制度的变化是影响我国A股IPO抑价率的主要因素,而且随着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监管层通过降低IPO抑价率,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创业资本对创业板IPO抑价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创业板市场存在着明显的IPO抑价现象,并且在其上市的公司背后大都有创业投资机构支持,他们通过协助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实现企业和自身投资活动的增值,创业资本对创业板市场IPO现象存在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以2009年10月23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153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创业板IPO抑价度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签率对IPO股票上市价格的揭示作用

在IPO(in ital pub lic offering)过程中,承销商比投资者更了解公司状况,而投资者本身也具有信息占据的异质性。基于此借鉴信号理论进行模型和实证分析,认为中签率的确可以作为一个信号将有关IPO股票内在质量的信息传递到市场上。具体说就是,中签率越高的IPO公司,将被市场识别为低内在价值公司,表现为较低的初始报酬率。     

可观测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

新兴资本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分歧,传统行为金融理论并没有结合两者对IPO抑价进行深入研究。文章结合信息不对称和行为金融理论,构建投资者可观测性异质和私人信息结构下的IPO定价、抑价模型,分析了可观测性异质、私人信息结构与IPO抑价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观测性异质越大,IPO抑价越高;机构投资者私人信息对IPO定价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散户投资者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对IPO抑价影响不大,即机构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IPO抑价越低,散户投资者则无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IPO抑价还与投资者风险规避系数、配售比例和发行规模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数量负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能解释中国IPO"异象",也能为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IPO折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师事务所是证券市场上的重要中介机构。国外审计实践和理论研究均表明,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IPO的折价幅度,促进新股的顺利发行。随着我国《证券法》等证券法规的颁布实施,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主承销商和发行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日益倾向于聘请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但是,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并不能降低IPO折价幅度。     

行政干预、一二级市场分歧与IPO定价效率

在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第三阶段改革过程中,监管部门针对"超募"发行市盈率"存量股转让"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干预。从一、二级市场分歧和IPO定价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发行价格相对于股权价值存在普遍溢价的现实情况下,行政干预提高了IPO发行定价的内在价值定价效率,但大幅降低了交易价值定价效率;行政干预扩大了一、二级市场定价分歧,形成了制度型的利益输送渠道。研究结论表明,监管部门对IPO定价的行政干预中断了中国新股发行体制第三阶段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未来完善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方向应坚持市场化方向,以提升定价效率为目标,并处理好融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乐观与“IPO之谜”

文章将投资者行为拓展为两个维度,即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以中国2009-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的IPO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IPO定价和管理者过度乐观情绪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越高,IPO公司超募水平越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IPO首日溢价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都能够塑造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对IPO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越高涨,IPO公司管理者越会过度乐观;当IPO公司高超募、现金流充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加剧公司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整体绩效表现;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缓解因资金缺乏引起的投资不足,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公司的绩效水平;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存在着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影响IPO公司整体绩效表现的管理者过度乐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中国股市存在的"IPO之谜"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IPO公司管理层投融资决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流动性有限与IPO抑价现象

本文从流动性有限的角度出发,结合行为金融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流动性水平下的IPO抑价过程进行了分析,得出市场成交意愿、投机气氛、个股风险因子以及强制持仓限制对IPO抑价会产生关键影响,并通过实证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证明了流动性相关变量对IPO抑价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因此本文提出IPO抑价是由于不同投资音承担风险差异化的结果,因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主要从加强市场基础建设的角度出发。     

盈利预测自愿披露行为与新股发行抑价研究

该文在分析盈利预测与新股发行定价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IPO的盈利预测自愿披露行为与新股发行抑价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能够接受盈利预测信息,盈利预测披露行为可以有助于降低新股发行抑价;上市公司披露盈利预测有助于降低一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新股低价发行作为投资者投资补偿的压力,减少发行企业在抑价中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