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我国城市人口住房状况特征及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

当前我们对城市人口的住房自有率、居住面积等基本住房信息并没有清楚的把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精准、全面地分析城市人口住房状况提供了基础。分析我国城市人口住房状况表明：2010年城市人口住房自有率为69．78％,住房自有率比2000年下降了2．2％的原因在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9．15平方米,虽然人均建筑面积提高迅速,但距离小康居住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且不同家庭居住空间的差距很大;过去十年城市大规模住房建设,使得城市家庭户各项设施的拥有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住房成套率达到81．13％;城市租房户平均租金为473元／月,在最近十年中增长近3倍,并且增长幅度大于住房价格的增长,这反映出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对居住住房需求的增加。     

累积优势、金融化效应与住房资产不平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住房市场化的进程推动了住房向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的转变,住房资产不平等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中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结果发现,具有代际和代内累积优势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住房市场以及住房财富累积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获得过金融信贷和拥有本地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优势更为突出.文章提出,住房资产不平等是个人能力、家庭禀赋与金融化效应不平等的传递结果,同时在"住房金融化"的环境下,住房资产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特大城市家庭财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趋势.     

“漂泊”的社会结构与“城市落脚”———一项关于北京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的住房社会学研究

从住宅社会学视角出发,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样态关联其社会结构诸多要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北京调查数据分析,描述北京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状况,聚焦社会结构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住房样态影响.研究表明:从住房结果看,流动人口获得由政策制度支持的集体消费性住房比例较低,表明城市住房制度排斥性特征;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结构各方面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到流动人口的住房样态.研究指出,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的形成不仅受流入地住房制度性排斥,而且流动人口的社会结构特征会通过私人消费或集体消费机制作用于其住房样态选择,由此需要关注由流动人口构成的“漂泊社会结构”下的住房分化.为消除由社会结构因素造成的住房不平等,提出创新政府住房再分配机制、完善市场租赁和购买机制、优化流动人口社会结构等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公共住房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来自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公共住房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住房并没有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住房未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于公共住房位置较为偏远、质量不高、配套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同时发现地区房价水平、居住者收入水平、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等因素对公共住房居住者主观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上述发现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该从住房区位、住房质量、配套措施等角度提升居住者的居住质量,同时以居住者的需求差异为基础进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约束与住房发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 证简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住房开发投资区位选择的约束作用是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区位优势再造”过程实现的。这种区位选择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不同的城市或区域中,住房开发投资总量随着基础设施投资配置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规律性变动。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住房开发投资的区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依赖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现状,更多地依赖后期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当前的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的力度,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的边际效应。因此,优化当前住房开发投资的区位结构,实现住房产业的区域均衡发展,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关键。     

80后住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省锦州市为例

本文基于辽宁省锦州市1065名80后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三线城市80后住房状况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父母提供资助程度、家中是否有小孩、中国人特有的“房子情结”、平均月收入和购房是否有优惠政策是影响80后住房状况的主要因素.根据回归结果,提出政府应加强房地产调控力度、大力推进租赁市场的发展等;房地产开发商应充分考虑三线城市80后住房需求;80后应树立理想消费观念、调整心态、转换购房新理念等建议以提高三线城市80后的住房购买力.     

城镇家庭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基于Logit模型和6城市“五普”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我国6大城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用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行业、职业、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登记状况、迁移和家庭总人口数对住房状况有显著影响,城市变量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受到了制度变迁、地区差异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户口和婚姻状况对住房状况的影响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矛盾研究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矛盾。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的农村住房45%处于浪费状态,但他们在城市的居住面积人均却只有4平方米。从农村来说,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回乡预期,建房潮留下的后遗症,农民工投资保值需求,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束缚等原因导致了农村住房过剩;从城市来说,商品房价格远远超过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低端房地产市场供给之路不畅,政府公益性住房因数量有限无法惠及农民工导致了农民工城市住房短缺。在对农民工住房理论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市场与政府干预两条解决思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