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住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住房最困难的群体。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城市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支持,政府、市场、企业也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城市住房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逐步提高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使政府、市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主体。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一部分迁徙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部分从本地农村迁往本地城镇,形成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农民工。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工群体的日渐庞大,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从住房保障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和进展,对政府、企业所在试点范围形成的农民工创新住房保障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如何解决当前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住房保障研究

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由农民工住房保障现状反思我国城市化,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上;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承受能力有限,应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低廉的租住房,从而降低他们的住房支出,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要通盘考虑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除了强调政府责任,还应加强用人单位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上的供给;我国城市化不应该以农民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我国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城市群建设;同等对待城市住房的所有权与租住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发挥市场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暂时保留农民工的两栖身份。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我国农村居民住房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

农村住房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谈到住房时学者、研究所习惯性的认为是城市住房。虽然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现在的工作重心,但我国农村住房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要比城市住房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解决其中的问题——住房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我们应该补上的历史欠账。     

市场化对我国住房政策制定的影响

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住房一、二级市场联动和需求多元化对住房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本文概要介绍市场化下发达国家对住房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过滤模型”;应用“过滤模型”研究我国住房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的城市住房政策提出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方面。基于2014年全国22个省市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通过描述性分析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情况和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住房状况较差,新、老生两代农民工体现出不同的住房需求和购房意愿,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具有积极的作用。     

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南宁市广大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令人担忧,他们的住房保障问题凸显,急需解决。南宁市当地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改善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主要如下：城中村改造;纳入经济适用房;建集体宿舍。然而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根据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以下对策：政府勇于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企业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农民工自身素质也需要提升。     

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中国城镇住房状况分析

分析判断我国城镇住房状况与市场发展阶段,有助于政府、企业和家庭科学地制定住房相关的决策。目前我国城镇住房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已经跨越了住房绝对短缺的阶段,住房市场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但仍存在住房占有分布不均衡和住房质量水平偏低两个主要问题。展望未来,我国还需要经历5—10年的高速建设时期才能彻底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随着住房短缺问题的逐步解决,人们对住房质量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即更加注重城市宜居性与住房舒适性。为解决住房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适应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我国现阶段住房市场的发展目标要以保障基本住房需求、促进住房资源的合理分配为核心,同时也要逐步注重提高住房质量与舒适度,加大对低质量住房的改造力度。     

论职业福利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雇主向雇员提供免费的或低收费的住房是职业福利的体现.当前农民工的住房主要由雇主来提供.雇主提供的住房也存在着人均面积达不到城镇平均标准、配套设施不健全、“家居化”缺失以及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带来的全方位“规训”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的住房福祉水平的提升.职业福利无法代替政府的社会福利行为.因此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既需要用人单位以职业福利的方式予以保障,更需要政府对农民工的住房福利给予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互动过程与生产机制

本文将社会排斥理解为结构和行动者互动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探讨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的互动过程和生产机制。基于天津的研究发现，显性的制度不完善和隐性的制度强化形成了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对此，少数农民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谋划，在代内和代际累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能力，成功地突破结构性制约。更多的农民工则将这一结构性制约融入“打工者“”外地人“”临时租客”的自我认同构建与长期的回乡住房规划中，这催生了他们非正规的租赁住房选择和租赁关系中的回避退让策略。制度化的结构性制约与大多数行动者的选择合谋，强化了农民工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制度改革与农民工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双向激励，那么农民工城市住房社会排斥将得到有效干预。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体系的探讨

随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农民工住房问题被越来越多地关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既依赖于充足、适宜的房源,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消费能力,设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是使两者相适应的一条有效途径.文章深入分析了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现存住房公积金政策的矛盾,并对解决农民工公积金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给出了建议.     

自有住房陷阱与中国住房因城施策

著名的“自有住房陷阱”假说提出：购买房产会降低劳动者的流动性,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经济活力下降。借鉴国外学者对“自有住房陷阱”的经验研究,考察当下的中国城市发现：大城市自有住房的高资产属性会帮助希望流动的购房者获得更多金融、财富的支持与保障,不会给购房者带来“锁定”效应,同时给城市发展带来正外部效应。反之,在有收缩风险的中小城市,自有住房的低资产属性确实会导致购房者和城市发展陷入“自有住房陷阱”。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为住房调控因城施策提出相关建议。     

城乡住房“准公共品化”与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

现行城市住房“过度商业化”模式给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巨大负面效应,农村住房“自建”模式亦不利于农村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而城乡住房的“准公共品化”将使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有效率,住房“准公共品化”政策的关键是在盘活现有存量房的同时,由政府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平价房.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价格经济规制分析

当前我国城市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尚未健全，保障性住房由于存在保障制度缺失与管理不到住等问题，导致供给相对不足，供给结构矛盾突出。解决保障性住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保障房价格和租赁价格的确定，政府必须从受患者的收入和保障房的成本角度对其进行经济规制，才能真正起到保障的作用。     

农民工居住问题:解读漂泊状态下的特殊性

基于797例兰州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居住需求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工而言,"住房问题"的困境不在于找不到住房,也非居住条件难以忍受,而是住房如何与方便工作相结合。同时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取决于是否便宜和方便工作而非房屋条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性质、年龄与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住房解决方式。目前状况下,市场机制已经在解决农民工住房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致力于如何满足其特殊需求与完善市场机制的政策保障。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现已成为城市主要劳动力,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最大困难就是,高房价让他们无法在城市购买住房,所以他们的住房问题也成为这几年的热点话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现状为视角,研究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住房问题,为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住房问题提供对策建议,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住房上的公平权。     

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即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确定位政府角色就是在明确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基础上,提高行政能力和行政道德与法律素养,扮演好体系构建者、公共服务者、行政与市场监督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