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农村土地问题中的焦点性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关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本文以既要促进流转,又要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权利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背景,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分别从现代产权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与博弈均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就城市化进程中的实际需求而言,这一供给还明显不足,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众所周知,在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生产与配置的资源总是具有稀缺性.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都亟须政府的财政支出,财政压力明显过大,银根严重吃紧.因此,在既能保证效率又能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探讨如何提高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需求,缓解城市公共物品供需矛盾,就显得尤为必要.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角色检讨与定位思考

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需要各级政府找准角色定位,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的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求,扮演了土地垄断供给者和流转利益强夺者角色,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研究认为切实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政府应及时向制度政策设计者、土地供给安排者、农村公共服务者、市场秩序监管者转变,并积极完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加强对农民自主性的保护.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利益驱动、多方需求旺盛、政府强制征收及政策环境驱动、文化传统驱动构成宅基地流转与退出的动力机制，而制度不完善、农民传统观念浓厚、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工作乏力阻碍了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可分层次、分情况进行。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产权体系重构与政策设计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已昭示,积极稳妥地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关键在于构筑与城乡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体系,并建立健全相应的流转与退出政策机制.因此,从产权分立和分类管理的视角,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产权体系重构,确定其产权主体,并对其使用权的获取、流转与退出机制进行科学的设计,对其增值收益进行合理的分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刍议经济增长与工业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一、引言土地是经济增长的资源和载体，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土地利用是人类劳动与土地结合获得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土地利用效率的高低关乎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近年来，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从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关系、     

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互动过程与生产机制

本文将社会排斥理解为结构和行动者互动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探讨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的互动过程和生产机制。基于天津的研究发现，显性的制度不完善和隐性的制度强化形成了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对此，少数农民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谋划，在代内和代际累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能力，成功地突破结构性制约。更多的农民工则将这一结构性制约融入“打工者“”外地人“”临时租客”的自我认同构建与长期的回乡住房规划中，这催生了他们非正规的租赁住房选择和租赁关系中的回避退让策略。制度化的结构性制约与大多数行动者的选择合谋，强化了农民工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制度改革与农民工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双向激励，那么农民工城市住房社会排斥将得到有效干预。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