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坐落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马丁堂,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系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先后有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梁钊韬、容观瓊、黄淑娉等著名学者,为人类学系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并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问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2002年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本系拥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四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招收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并建有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实验窒(包括视觉人类学工作室、体质人类学工作室、考古学工作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筹建)等教学试验单位；建立了“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等多个学术研究平台,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人类学系同校外学术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开展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2005年人类学系教师派出学术交流共计28次,包括选派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赴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赴瑞典隆德大学做访问学者等；同时接待国内外学者共计26次,并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人类学系还多次主办国际会议,如2006年人类学系主办了“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日本爱知大学、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日本冲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在科学研究方面,人类学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１２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举办这样规模和规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它在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王俊敏就“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这一主题，采访了莅临研讨班授课的东亚五位著名人类学家，他们是：费孝通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本刊顾问中根千枝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名誉会员李亦园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乔健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创系系主任及讲座金光亿博士，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梁钊韬教授

我校梁钊韬教授,1916年生,广东省顺德县人,因病不幸于去年12月逝世。梁钊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是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曾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 1941年,梁钊韬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部。1944年起执教于中山大学,长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的一生,不仅竭尽园丁之劳,     

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展望——以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论述为参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几度变化。文章通过对60多年来学科发展当中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学科模式的变化、方法上的新发展、理论创新的难题、发挥学术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历史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出把握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拓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道路,创建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上的中国学派等设想。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

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是对前辈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添砖加瓦,是为争取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做出的实际工作,也是为创建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或创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派打造基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为确立和完善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为建立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

近几年来，人类学对历史、社会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反之，历史研究对人类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但是，历史人类学至少在目前还未发展成一个学科分支，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作为人类学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人类学而言，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具有边缘性，因此除了文字所载的历史外，人类学家还需更多关注非文字载体所承载的历史，空间、景观、身体、行为、记忆等都是历史的载体。     

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社会人类学属性与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为研究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研究目的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类学。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人类学内容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要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优异成果,对整个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与人类学的发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学发展的美好蓝图。     

互联网人类学:新时代人类学发展的新路径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研究,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互联网人类学。 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各类新技术、新媒体等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互联网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人类学研究话题的提升,互联网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 人类学研究的互联网化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互联网人类学同中国研究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新路径。     

人类学诗论

人类学诗是人类学者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并置,从而达到跨文化展示与沟通的叙述方式。人类学诗已成为民族志新写法,这是人类学诗的基点,也是人类学诗论的基点。     

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省思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对田野调查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在田野工作的推动下,民族志文本和话语的表述方式渐趋多样性和科学性。伴随着田野工作范式的动态演变,论争始终与其相随,同时也给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启示。     

重建人学与人格自我论研究

人学和人的个体研究要走出新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资源、在思考的出发点上拓展视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如笛卡尔、洛克、休谟、黑格尔等分别从人格、自我、个体性、或“此在论”等各个角度来研究人的个体存在,我们必须把这些理论资源整合起来。另外,传统哲学对人的个体研究主要是人格或自我的同一性,也就是本质问题,现代哲学则把价值问题推向前台,而马克思主义推动人学和人格自我的研究向实践论的形态转变。我们必须把本质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的研究统一起来。再者,我们的研究必须能够回应这个时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还要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一些突出而敏感的人格论问题,对人格文明建设问题等开展批判性的研究。     

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最近以来 ,伴随着学术界对殖民支配时期人类研究动机的批判 (Fabian 1983;Asad 1973) ,田野工作本身和把田野工作成果转写成文献形式这两个过程的诸多层面都受到了更为缜密的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感知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困惑 ,论证阐述的困惑 ,研究者、合作者和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困惑 ,以及把给人添麻烦的调查写成有潜在敏感性题目的困惑等等。     

灾难的人类学辨析

近年来,人类学开始关注灾难,为灾区和灾民增加了一份社会与人文关怀.布莱基等把灾难的社会与自然原因分别置于"原因序列"(spectrum of causation)的两端:有些灾难由社会原因造成,有些灾难由自然原因造成,有些则由社会和自然原因共同造成.目前的灾难人类学有四种研究取向:考古和历史的取向、政治-生态的取向、应用取向、社会-文化及行为的取向.灾难研究还可取"体化"、皮尔斯的"对象"三分理论、社会记忆、"大传统"和"小传统"及"空无"的研究视角.     

生态人类学的当代发展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和人类学构成了生态人类学当代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学科背景。主体一元化和谐的生态结构、主客耦合并进的生态关系、天人圈态良性循环的生态自由,表征了生态人类学的当代发展。     

人类学视域下的历史时态

人类学视域下的历史时态,并非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过去时,而是一幅融合了现在时与进行时,且没有完成时的动态历史图景.历史依赖于现在解释和重构过去;历史运用记忆和想象选择和连接过去,并且通过叙事将过去拉进现在;同时,地方历史在嵌入更为广泛的国家与全球体系中时,一方面表现出在殖民主义、现代主义和国家主义规则下的缺席和缺失,另一方面也通过符合自身文化秩序的实践不断再生产自身.由此,历史一改往昔单调与呆板的形象,呈现出富于生气和活力的另一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