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冯友兰困惑中的“三道金铫”

几乎读完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有的哲学著作,但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一书中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更深度理解了他的哲学旨意：“我经常想起《诗经》中的两句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     

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冯友兰新理学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后，将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哲学新体系的创立上。在发表于1932年《大公报》的《新对话》中，他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经过数年的努力，1939年出版了《新理学》，以后又写作了《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挪、《新知言》等，合称“贞元六书”，这样便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对于这一哲学体系学界历来评价不一，而对于新理学历史观（即新理学中的历史哲学部分），则更是见仁见智，不过，总的来说是批判多于分析。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论冯友兰先…     

新理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要论述的“新理学”指的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但其含义不限于作者所著《新理学》一书,而且包括作者“贞元之际”所著《六书》形成的“新理学”整个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之用“新理学”命名,正如作者所说:“《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所以这个名字“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二四六页)。在我国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现了两部论述中国儒家哲学的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一部是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另一部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前一书的价值是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儒家哲学的会合,而归向于中国儒家哲学;后一书的价值是西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张载对冯友兰思想的影响

通过考察冯友兰的系列哲学著作,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境界说,“人生四境界说”,尤其是“天地境界”思想的提出,是他对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贡献。考察冯友兰一生对“天地境界”问题的研究,张载的《西铭》和“民胞物与”思想是冯友兰“天地境界”思想的重要来源;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横渠四句”对他的人生理想、学术信念以及境界学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冯友兰论共相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五百万字的浩繁著述确立了自己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他不仅因继胡适之后博采西学方法,撰写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而名闻遐迩;而且由于“上接程(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贯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新理学”而蜚声海内外。冯氏的“新理学”四十年代问世以后,即“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难、思考。”解放后,“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更是受到了激烈批评。但是人们过去对“新理学”的批评并没有升华到辩证否定、扬弃     

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

我校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尤其在最近几年,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从其研究领域的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成果居国内一流水平,有的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科研活动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已在解放后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哲学,重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发微》,是其多年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汇集,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两个问题》等著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神游鸟道贯中西——萧师与佛学研究

正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大体说来,佛家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纲骨,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不为过⑤。于是,佛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理解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自近代     

冯友兰学术思想新探

文章综合分析了冯友兰在各个时期的理论,对其新理学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对这一哲学体系进行了一些新的论证。对廖平之学做了初步介绍,提醒人们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中某些观点的不同,冯友兰其实是以廖平之学而非康有为之学做为“经学时代”下限的。文章还尝试对冯友兰建国以后复杂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说明。      

“过秦”与“恢汉”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的“绪论”。冯友兰先生应本刊约稿,同意将此文先行在本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