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郑风·羔裘》"舍命"解续貂

"舍命"一词出自<诗经·郑风·羔裘>,东汉郑玄将其释为"处命",即临危受命之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其后,王国维、吴闿生先生指出"舍命"当作发号施令解.但由于论述简略,加之语言研究者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一直没有得到近世<诗经>注家的普遍认同.本文从传世文献旧注与今人译注要籍相结合的角度,说明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并针对王、吴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分析说明,力求使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同,进而使<羔裘>一诗得到确诂.     

从“诗无邪”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继承了春秋诗教的读诗与用诗观念,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的诗论主要是针对<诗经>"思无邪"的特点,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孔子的教学过程.孔子认为<诗经>内容丰富,真情流露,在教学时必须以礼和乐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诗经>是具体的文本,在学习上来说是较为容易掌握的;从<诗经>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到礼的道德意义和仪式是对文本的深究;乐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须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婚嫁、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组歌--《诗经》"二南"主题的整体性考察之二

"召南"是<诗经>"二南"之一,其主题有三个方面:女性婚嫁观念、女子家庭礼仪教育和社会治理者的楷模作用.这三个方面自然形成一个整体,进一步反映了<诗经>编选者依礼治国,以诗教化民众的思想.这和"周南"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其思想内容显然比"周南"更为丰富了.     

《诗经》篇题的"缩略"组构研究

先秦文献篇题多为"无义之题",但<诗经>的篇题不同,其近200篇篇题是对诗句的缩略或诗意的提取,为"有义之题",它们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能够进行意义分析,被人们当作一个个音义结合的固定单位在口头和书面中相沿习用,它们的形成反映了一定的语言学规则和文化心理规约,可以说<诗经>篇题的形成是汉语缩略构词的早期集中表现.     

浅析《诗经》“之”字用法

《诗经》里“之”字用法比较复杂,本文从词性和句法功能上对其进行了探讨。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觉"而未"醒":解读小说《觉醒》中的"觉醒"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于1899年创作的小说《觉醒》通过描述女主人公艾德娜.庞蒂利埃的几个层面的“觉醒”,努力塑造了一位要求个人自由、敢于表达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敢于表达女性自我意识的“新女性”。然而,艾德娜的这些顿悟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勇敢却痛苦的历程,远没有达到“醒”的目标。在寻求女性独立人格的过程中,她的许多梦想一个个地破灭,让她认识到,作为一位女性,现实中许多事情都超越了自己能够掌握的界限,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最终迫使她彻底放弃自己的所求。作为一个创作和思想观念均先于时代的“新女性作家”,凯特.肖邦错误地选择了《觉醒》创作主题的时机,她的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探究是她同时代的人们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也是她自己无法获得答案的。     

《维摩诘所说经》的“三不观”智慧

《维摩诘经》是一部以不二法门为宗旨、不思议解脱为归趣的经典,经中的所有法门都是不二法门,由五蕴观佛身实相亦然。但是,今存《维摩诘所说经》讲到从五蕴观佛身实相时,鸠摩罗什译本作“三不观”,玄奘译本和现存梵本却只有“一观”。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如、性二名的同异与开合。在“三不观”中,若依龙树的“观时分别”义解如与性,二法则有差别。注疏家们在二法别义的前提下,依修学维度的“三谛”配释色、如、性三法,妥当地安置、诠解了三法间的关系,避免了法义重复。罗什将如、法性与菩萨“二忍”行位相配当,凸显了二法各自断证的功用,对于进一步诠释“三不观”具有启发意义。当如与性合一时,即成奘译之“一观”;当二名开分时,即成什译之“三不观”。当如与性作同义解时,据《大品经》的三空观亦可成立“三不观”同义并立的差别意趣。     

也谈《儒林外史》的悲剧意义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独居一席。其以独具个性的笔墨体现了中国文人灵魂深处自觉的责任感和心灵的感悟，富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悲剧意识。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黑客帝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从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由来、有关“真实性”、实现和未来四个方面论述在电影《黑客帝国》中涉及的数字技术对人类未来社会将可能产生的影响。沃卓斯基兄弟通过电影媒介形式的《黑客帝国》传递了关于未来的讯息:人们正在被深深地卷入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人们的选择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生存方式。     

“逻各斯”言说的精神

在古希腊哲学时期，逻各斯精神是一种开放精神，这一精神作为开放世界和开放社会的哲学理念保持至今，逻各斯精神经柏拉图时期被误解后的回归，又被西方近代哲学重新赋予自由，开放的时代意义，当代哲学由此以“对话”意义或“对话”理论来彰显逻各斯的开放精神。“对话”是逻各斯精神历经几千年而仍具其时代精神的根本原因。     

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红学”之旅

红学的要义和分科,在于对曹雪芹“解味”,在于理解“荒唐”和“辛酸”这一绝对的矛盾、措辞和内在含义如何统一在一起。“红学之旅”仍然处于“基本功”阶段。版本学新有起色,作者研究更异说蜂起。只有少量可观的红学著作具有史识的洞察力、哲思的穿透力。洋模式也是一种“八股文章”的变形,表现为以“占有资料”的全面显示“学力”,而治学的本质则多缺乏创意和灼见真知,只靠“名词”和“概念”来组织文字,罗列现象,代替治学自有心得的努力和深入真切的追求探讨,于是产生了一种似新而实旧的陈陈相因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