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无相忏悔的理论与实践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在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有意思的是,忏悔一词却被义净批评为对相关梵文概念的讹译。其实,佛经传译中土前中国尚无忏悔一词,翻译家们亦非不知梵文忏摩与阿钵底提舍那的含义,他们是为了表达方便而以音义合译的方式新创了忏悔一词。忏悔与戒律有关,由于戒律可以分为有相戒与无相戒两种,忏悔也可以分成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两种。禅宗传授的戒是无相戒,其修行的忏悔自然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的理论依据是万法自性本空的思想,其实践内容包括知所犯错、观罪性空、除灭罪过、彻底放下、永不再犯和念念牧牛等环节。在佛教中,无相忏悔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过方法。     

佛门归依理趣浅说

归依是佛教徒信仰和修学佛教的开始,在佛教修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归依有具足与不具足之分,归依一宝或二宝为不具足归依,同时归依三宝方为具足归依。三宝有层次的不同,浅层的三宝是别体三宝,究竟的三宝是一体三宝,归依一般从归依别体三宝深入到一体三宝。为了保证归依不至于偏离佛陀本怀,应以"法四依"统摄"人四依",以"依法不依人"避免归依者堕入偶像崇拜、归依声闻或邪师,以"依智不依识"引导归依者趣向智慧,以"依义不依语"促使归依者归向诸法实性,以"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保证归依者最终成佛。佛教徒依归依法门修学,进入菩萨地后,顿见三宝为自性本具,则能自然圆满三归依。     

论耶律楚材琴禅一味的琴学观

耶律楚材是蒙元初期重要的政治家、诗人、古琴家、禅宗大德,他在禅宗思想指导下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证人了万法平等的境界,并由此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实践.在琴学上,他琴艺精湛、风格鲜明、琴道高妙,主张以琴参禅、以禅统琴、琴禅一味的琴学观,是我国琴学史上少有的修养全面的文人琴家.他以琴会友,或与他们切磋琴道,或向他们传授琴艺,或同他们诗酒往还,影响了当时许多操缦雅士,大大推动了元代琴学特别是文人琴学的发展.     

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维摩诘所说经》的“三不观”智慧

《维摩诘经》是一部以不二法门为宗旨、不思议解脱为归趣的经典,经中的所有法门都是不二法门,由五蕴观佛身实相亦然。但是,今存《维摩诘所说经》讲到从五蕴观佛身实相时,鸠摩罗什译本作“三不观”,玄奘译本和现存梵本却只有“一观”。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如、性二名的同异与开合。在“三不观”中,若依龙树的“观时分别”义解如与性,二法则有差别。注疏家们在二法别义的前提下,依修学维度的“三谛”配释色、如、性三法,妥当地安置、诠解了三法间的关系,避免了法义重复。罗什将如、法性与菩萨“二忍”行位相配当,凸显了二法各自断证的功用,对于进一步诠释“三不观”具有启发意义。当如与性合一时,即成奘译之“一观”;当二名开分时,即成什译之“三不观”。当如与性作同义解时,据《大品经》的三空观亦可成立“三不观”同义并立的差别意趣。     

从胡适看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实用主义堪称首屈一指。自从它传入我国后,就很快对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产生了相当持久和广泛的影响。由于它的主要传播者胡适(1891——1962)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及其复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经历,使它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扮演了一个既非常重要又极为复杂的角色,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客观、正确地把握它的性质、作用及意义的难度。     

湘山宗慧禅师及其《牧牛歌》

全州湘山宗慧禅师是牛头宗径山法钦禅师的法子.无论在古代民间信仰还是禅宗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民间,由于他颇多神变,生前已被佛教信众尊为无量寿佛,圆寂后则形成了地跨数省、时越千年的无量寿佛信仰;在禅宗史上,他的<牧牛歌>开创了以牧牛偈颂讲宣禅法的历史,不但开出了新的说禅方式,而且丰富了禅文学的内容.但是,由于禅宗灯录失载,人们几乎遗忘了他,近来不多的研究也不尽人意.文章运用新材料,初步推定出禅师的生卒与世寿,考定出今本<湘山百问>非其著作,并对其<牧牛歌>的思想及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初步论评.     

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

佛教徒的最终目的是成佛,而判断佛教徒是否成佛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佛陀的心印,二是佛陀的法印。佛因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且觉行圆满,故其心可为判准;佛法乃佛心的显现,与佛心不别,故亦可作为判准。释迦佛应世时,由于佛教徒对佛陀的绝对信仰,只要得佛心或佛法印可,则弟子的境界无可争议。释迦佛圆寂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心印方面说,自然不能说凡亲近过佛陀的佛弟子都得到了佛陀心印;从法印方面说,释迦佛圆寂后传出的非阿含经典能不能作为法印一度都是问题,更不用说以之印可修行者的境界了。由是,非阿含经典提出“依法不依人”的判断标准,将心印置于法印统摄下。龙树等大师进一步揭示阿含经典与非阿含经典的一致性,彻底解决了依从非阿含经典修学者的法印问题。禅宗强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似乎独重心印,其实并未忽视法印的作用,仍然是心印与法印并重。禅宗以经典印心,原因有五：其一,每有邪师混进佛法中来坏乱佛法,以经典印心可以遏制邪师乱法;其二,既然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佛经自然也可以印心;其三,禅师在堪能传佛心印前有一段修习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依法印心;其四,禅师传佛心印,如不依佛经印心,难以取信学人、息世讥嫌;其五,初心学者未见道前,欲求进修,乃至欲择明师,都必须依佛经印心。当然,因缘不同,禅宗借以印心的经典会有变化,从中土初祖菩提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到五祖、特别是六祖以后以《金刚经》印心就是例证。今天的佛教界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界不同,多数人不是精通教理,而是不通教理,因此大多不宜继续依《金刚经》印心,而宜依广明教理的《楞伽经》印心,否则修行者难免得少为足。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冯达文先生是中山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也是国内外知名中国哲学史家。他将“在信仰中成长”与“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经验化为“以学术研究来支持价值信仰,用价值信仰来引领学术研究”的学术宗旨,依此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以理性化、知识化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古代中国哲学家以直觉方式建立的价值信仰,而且在中国哲学的起源、孔孟思想的阐发、老庄思想的定位、汉唐宇宙论的发掘、明代儒学情本论的表彰等方面独标新见,在中国哲学史界具有独特的影响。更为难得的是,其研究都本自亦归趣于对人类健康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从布施波罗蜜看中观学的实相思想

牟宗三和许多学者都将中观学的实相思想视为抽象的哲学概念,牟先生甚至看不到<大智度论>具有完整的系统.本文从布施波罗蜜人手证明中观学的实相思想是佛教中的觉悟者所觉悟到的境智如如的境界,它既是中观学的菩萨行得以建立的根本依据,也是其追求的最终目的;<大智度论>不但有系统,而且具有一个以觉悟实相为归宿的大乘菩萨行的博大系统.